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材料一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国家疆域观，其思想起源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民族融于华夏，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民族融合与地区性的统一，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与西方实体的民族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疆域模式更多地表现出对一统理念的追求，而一统理念的边界又似乎是模糊不清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国家理念中是以中心来划定边缘的，中心的意识要强于边缘的概念而政权的承接性与管治的范围则表达了对“中心”的正统性的崇拜与认可，成为疆域变迁合法性的基础。近代以来，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下，中国也试图以民族国家解释中国国家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历史表述国家一统的历史这是因为在世界主流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民族国家体系成为世界范围内主流合法的国家建构形式

——摘编自王超《疆域历史与历史疆域》

材料二民族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以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面目而出现的同时民族主义的危害性，特别是民族主义与暴力和侵略战争的联系，早在民族主义的初始阶段即已显露二当时，一种民族优越感和民族扩张的野心已在革命的法国开始出现。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和对本民族利益的过分夸大，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强加于其他民族而无视他们意愿和权利的趋向滋长起来拿破仑在鼓励和推进被征服地区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同时，也把法兰西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推向了顶峰……这表明民族主义已经与武力结合在一起，预示着欧洲列强在将要到来的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利益纷争中所采取的政策。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材料一 　东汉以来，统治者为补充内地劳动力和加强军事实力，招引或强制边疆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同时由于我国天气有了逐渐寒冷的趋势，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逐渐南下，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汉族南迁的高潮，最终"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汉胡共政"的局面也逐渐确立，有些胡人政权的主政者是汉人，如氏族君主苻坚重用汉人谋士王猛，一些汉人政权的决策层中也有不少胡人。许多少数民族上层极力推崇汉文化。如后赵的建立者羯人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安排贵族子弟学习汉语和儒学。汉人的各方面也深受胡人影响，比如汉人头上戴冠旧习逐渐改为使用头巾。少数民族政权还十分重视族源的追溯，如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前赵），因当年刘邦曾以公主"妻冒顿"，因此匈奴成了"汉氏之甥"。

——摘编自李学勤等编著∶《碰撞中的民族的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公元元年前后，日耳曼人开始逐渐南迁，罗马人允许甚至鼓励日耳曼人越过边境来当兵和务农，罗马的产品、技术和思想也影响着日耳曼社会的许多领域。3世纪，在西迁的匈奴人压迫下，日耳曼各部族被迫西移，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大迁徙由此而生。在这场"蛮族入侵" 中，日耳曼人逐渐成了罗马的军队将领、政府官员，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瓦解。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人种分布发生剧变，西欧为日耳曼人各分支所占据，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等，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西欧的语言也随之改变。形成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日耳曼人对旧罗马帝国文明发

达地区的统治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它既不是罗马文明，也不是日耳曼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日耳曼的文明固然效仿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却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

——摘编自李秀珍主编;《西方文明史》

材料一   秦朝为华夏与四夷的交流提供了两大基础：其一是建设首都和修治驰道。秦吞并诸侯便将诸宫室仿造于咸阳，成为国家象征……秦始皇五次巡狩全国，修筑驰道，将四夷生活的区域与中原联系起来。其二是创立法制和设置机构。“云梦秦简”有属邦律专门调整归属秦朝的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在机构设置上，中央设典客官职，位列九卿，掌管异族归附事务；民族地方设道，“县有蛮夷曰道”。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进入新时期，“春秋时代华夷杂处之局，逐渐消融，而成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

——摘编自唐勇《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

材料二   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内各个党派和各个阶级与各个民族的联合。针对敌人已经进行并加紧对中国的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在共同抗日原则下，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了许多不同级别的行政机构，使少数民族享有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取得了成功的效果。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过程》

材料三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赋予民族工作新的内涵和重大历史使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历史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上(唐太宗)引见诸胡使者，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资治通鉴·唐纪》

材料二 贞观中，伏允反叛，李世民先“遣使让之”，继而“遣使谕之，十返；又引其使者，临轩亲谕以祸福，但伏允终无悛心”，最后才不得不兴师平定。

在中央朝廷的统一领导和监督下，这些少数民族只负担某些较轻的义务，自主处理其内部事务。如唐律中规定“化外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通典》记载“外蕃人教化者，复十年”；《唐六典》载“若夷獠之户，皆以半输轻税”。

——赵晶《略论贞观时期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