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政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吸收西方民族主义精要与本土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完善的。

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以民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为基调的近代民族主义则逐渐流行，成为反抗西方入侵的新的思想资源。它推动中国人修正陈旧的国际观，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认为中国不过是世界普通的一员。它把批判锋芒直指中国自身的问题，认为内部问题是危机加深的深层原因，把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当作自强的出路。

——摘编自张鸿石《论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

材料三   英国率先创建了现代民族国家。一方面，民族国家产生了国家利益的概念，有着民族利己主义的特征，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源头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策源地；另一方面，英国创建的民族国家又产生了一种与中世纪不同的现代民族意识：这种意识首要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尊严。它攻击封建主义的实践以及帝国暴君的压迫，并宣布人民的主权以及所有的人民有权决定其自身的命运。

——摘编自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材料一   元朝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色目等众多民族，其文化意义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乃是“中国”主权行使，可以是汉族政权，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元朝同时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摘编自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材料二   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将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提出具体政纲：“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与各大国平等”；“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摘编自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等

材料三

——摘编自胡国胜《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与历史演变》

材料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与内地密切联系的一部分，中国边疆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古代历代统一王朝对边疆治理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化。辨其流脉，不外乎两种：一是“因俗而治”，一是边疆内地一体化。纵观历史发展长河，上述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边疆治理策略始终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在边疆治理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起到不同作用。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一 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处理古代世界一直无法彻底解决的欧亚内陆族群军事威胁的一种方案。……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明朝在具备强大实力的情况下，由于政权性格呈现“内向”特征，……对于海疆开拓甚为漠视，反而在北部陆疆、东部沿海大规模构建长城防御体系。明代中国这一做法，虽用较为经济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内政与边防、财政和军事之间的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并没有解决海陆边疆问题。在“南倭北虏”威胁之下，政府长期陷入财政危机与政权困境。

——摘编自赵现海《十字路口的长城》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修筑长城是历代王朝各项劳役中最为残酷、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劳役，以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家喻户晓。近代以来，人们对长城的看法则经历了戏剧性转变。20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30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写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