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扩大了居委会职能，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式管理”成为城市管理新的模式。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摘编自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等

材料二 美国是最早开展社区组织工作的西方国家之一。美国政府制定了各种关于社区的法律制度，从国家层面出发，有《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国家和社区服务合作条例》等。社区组织行使社区管理职能，是由社区居民代表选举产生的，通常包含董事会、执行总裁、正式员工和志愿者。多层次的非营利组织遍布美国的各个社区，他们为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和差异性服务，在满足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同时，还增加了就业岗位增强了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每年约有9000多万人次的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社区志愿服务的内容包罗万象。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美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保障。

——摘编自杨浩勃《美国社区管理模式对深圳的启示》

材料一   乡外之治是指乡绅作为主体对乡村的治理。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官僚和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识者和管理者。他们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调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还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1835年，英国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

——摘编自部编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

宋代以后出现了保甲制，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被赋予了社会治安功能。各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其中，邻里之间和互监视、相互举报，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并束缚在一起的社会治安网络，从而成为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1

材料二 英国户籍管理大事记（节选）

——摘编自尹虹《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户口管理政策》

材料三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旨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在城市进行人口登记。1953年，为配合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并为国营企业招工提供依据，《全国人口登记办法》出台。1958年1月，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了户口登记、注销、迁移、收养、婚姻、年龄、违法责任等具体细则，标志着新中国户藉制度的形成。

——摘编自吴学凡《新中国户藉制度70年安迁及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