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世纪初.英国城市“日益严重的饥饿、贫困、健康、法律和秩序的问题，使地方政 府陷入难以忍受的极度紧张中”。1829年.伦敦大都市警察厅在伦敦正式创建，标志着英国近代警察制度正式诞生。1835年的《市自治机关法》责成每个自治市从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议员中选出一个市治安委员会.指派足够数量的警察负责城市治安秩序。新警察被赋予了多重角色：打击犯罪的战士、和平秩序的保护者、福利机构及道德牧师：还充任起道德居间人，界定高尚与粗鲁或不体面的范畴，并担任邻里生活的仲裁者.都市公共空间的管理者的角色。警察机构还从组建之初就采用了“赞同式警务”,用“威望”而非“权力”来武装警察。 迫使他们要依靠民众的支持来执行警务。“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警察在控制民众骚乱中的确成绩卓著”。“凡英属或曾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其警察制度莫不受到英国 的影响”,新警察制度传播到法国等国。
—— 摘编自刘锦涛《试论英国创建近代警察制度的历史功效》
材料二1898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首次将近代欧美的警察制度引进中国.建立了近代中 国第一个专门的警察机构——湖南保卫局。总局设有士绅充任的会办一人，议事士绅十余人，总局的最高长官总办也是由议事士绅公举。该局后被清政府勒令废除。1902年，袁世 凯在天津设立的天津警察总局，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清政府下令各省仿照直隶普遍推行新式警察，“不准视为缓图，因循不办”。但绝大多数的督抚只是虚应故事。直到清亡前夕， 各地方警察制度的差异仍然较大。晚清警察最初的制度定位过度强调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忽略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摘编自刘琳璘《清末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近代警察制度创建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近代英国警察制度与晚清警察制度的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据《闽书》记载，明初以来，除提供征派差役依据之外，里甲“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清朝则增加了宣读圣谕、倡导互助等新职能。里长和甲首多以宗族为中心，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应职务，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共同体。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不少乡村治理的律令条规，还允许各地的家训族规成为国家律令的补充。福建地方官府大多要求基层“粮户归宗”，即承认里长和甲首的世袭特权，承认致仕归乡官僚的社会影响力，承认乡村社会的宗族自治，从而维护“服赋役而隶版籍”的统治秩序。
——据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等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村镇、庄园、教区共同构成了乡村基层组织，它们之间各自独立履行职权，又相互牵制和争夺。在这种形势下，村民们得以开展自我管理，乡村管理者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那些具有法律知识的乡绅逐渐跻身治安法官之列，而约曼（富裕农民）则逐渐成为陪审团的主体。大量乡绅和约曼家庭的子弟，逐渐占据财政部、枢密院、议会等中央机关的要职，挑战贵族对官职的垄断地位。村庄共同体逐渐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形成基于地域的具有共同担当、共同抵御的集体意识。
——据侯建新《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福建地方乡村治理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福建和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治理方式的异同。
材料一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面对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德国部分城市结合社区中卫生、宗教与教育组织的力量进行济贫改革，英美则发起社区睦邻组织运动，目标在于通过社区组织整合社区资源来扶危济困。二战后，欧美各国大都制定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美国联邦政府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和《国家和社区服务条例》等。社区组织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由社区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多层次的非营利组织遍布各个社区，他们为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和差异性服务，每年约有9000多万人次的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美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保障。
——摘编自吴素雄、吴艳《欧美国家社区治理的结构、功能及合法基础》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建立了一种以“单位”治理社会的体系，各个企事业单位从属于各级政府，城市成员从属于各个单位，国家与城市社会几乎是重合的。1986年初，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基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并于1995年制定《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随之在全国推行。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发表，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近代社区产生的背景，并指出西方近代以来社区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特点，并简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慈善事业兴起，有着种类繁多、数目惊人的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慈善团体或机构都包括以认捐为前提的组织方式，入会会费、每年会费、一次性捐赠、募捐使慈善社团岁入动辄上千英镑。约束机制主要包括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监督机制既体现在行政监督中，也体现在财务监督方面。行政监督包括年会、会长或委员会对社团记录的审查、会长对慈善机构的视察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慈善社团或机构的规定大多数都包括惩处办法，详细又严格。但是惩罚并不是目的，要求成员在处理会务时保持肃静、规定必须交纳会务费以及保障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会员利益不受侵犯等，但大量善款依然不可避免地被侵吞、贪污或挪用。英国的18世纪由于慈善活动活跃，特别为英国下层民众提供服务而被誉为“慈善时代”。
——摘编自姜鹏成《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组织和运行机制初探》
材料二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当年还成立了中华慈善总会，还举办了中华慈善奖的评比活动，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激发了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社会上掀起了开展慈善事业的高潮，同年还举办了奥运会，我国南方遭遇了雪灾，当年接受的捐赠款物是前一年的3倍多，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对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慈善组织根据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不同地点量身打造了帮扶手段，切实在脱贫攻坚战中展现了自己的担当。
——摘编自李春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和新中国慈善事业的相似之处。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意义。
| A．降低基层治理成本 | B．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
| C．减少国家行政干预 | D．扩大社区政府职能 |
材料 下表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的行为
| 19世纪末到1930年 | 大萧条时期到二战前 | 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 |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
| 社区治理主题 | 社区睦邻运动 | 社区救助 | 社区发展 | 社区复兴 |
| 国家行为 | 基本没有 | 有限介入 | 积极干预 | 后撤 |
| 主要行动主体 | 社区组织 | 美国：国家救济 英国：社会自助 | 国家十社区发展公司 | 非政府组织十国家 |
| 国家行为哲学 | 古典自由主义 | 美国：向凯恩斯主义求助 英国：仍以自由主义为主 | 凯恩斯主义 | 新自由主义 |
| 社会哲学传统 | 自由主义 | |||
——摘编自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
根据材料，围绕“近现代英美国家社区治理”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 A．庄园实现了自给自足 | B．庄园法庭拥有独立司法权 |
| C．庄园法庭具有二重性 | D．庄园法庭维护了农民利益 |
材料一 一战前，民间的教会、学校和社会组织，是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非国家行为来推动社区治理。一战期间，社区中的学生和教师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时生产等工作，许多平民百姓热心于分担战争的重担。1929 年之后，社区组织四分五裂缺乏协调，无力维持社会自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了对社区的救济。二战后英美经济发展经历了 20 年的“黄金时期”，为国家介入社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英美国家的社区政策突出表现在对城市贫困区、边缘人群的救济方面，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国家和区域政府以及私营公司正在接管社区的许多职能。
——摘编自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赖官方与民间系统，治理方式上依靠官权和绅权的结合，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晚清以来，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救济与调解纠纷等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工人、资本家、外国人的出现，既增加了新的治理对象，也加剧了原有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基层社会治理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社区治理中国家行为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社会治理转型的共同作用。
| 年份 | 大事记（节选） |
| 1495年 | 亨利七世：不列颠臣民以家庭为单位，向各区主教汇报户主、子女、配偶情况，主教登记在册 |
| 1593年 | 伊丽莎白一世法令：由治安官管理户籍，调查居民职业，惩罚懒惰者，救济贫民 |
| 1785年 | 议会法案：不列颠臣民可在国内自由迁徙，不再惩罚流民；经议会许可征税，救济贫民和失业者 |
| A．致使国家治理体系得以完善 | B．反映了社会政治的变迁 |
| C．重视对基层社会的司法控制 | D．促进了英国人口的流动 |
材料一 中国的社区发展可以说源于历代民间的结社活动，包括社仓、义田、乡约、会馆、团练等。近代以来，民国时期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反思及西方思想引进的影响，知识分子主导了有组织的社区发展实践，得到当局者的支持。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11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2010年开始实施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表明了我国对强化群众自治的肯定，物业管理企业的介入大大推进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近代日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包括医疗、教育、艺术、体育、看护等在内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有效地延伸了政府职能，并与政府机构、民间企业和居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动态协作关系，既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需求利益表达和参与的渠道，也有助于居民社区意识和社区精神的形成。“公民馆”是日本社会教育的显著标志，成为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实体性机构，也成为社区实现文化建设的中心。“公民馆”发展了社区文化事业，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文化归属，有利于社区整合与社区治理。日本多层级圈的地域福利体制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满足了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并使得社会服务与居民之间形成网络，强调通过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形成社区互助，并且有相应的法律保护。日本以此构建的“福利性社区”能精确把握居民的生活需求并迅速做出应对，也能调动起居民为社区服的积极性及能量。
——摘编自李升、石长慧《构建“自立型地域社会”：近代日本的基层社会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区发展的趋势，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代日本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