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乡村建设运动。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自救”，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担任民众学校的老师，或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他们自下而上，努力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推动农村走向现代化。但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并不太欢迎乡建工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开会时有技术人才，有地方、中央政府的人，有教育界的人，但乡村农民的代表几乎没有。抗战开始后，有些乡建工作者辗转至后方，继续其未竟之事业。然而，作为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还是结束了。
——摘编自阎明《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英国提出了“保护性治理”的乡村振兴理念。为限制城市的“破坏式”扩张，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先后出台《限制带状发展法》《绿带法案》，通过空间规划解决农村土地占用矛盾并促进城乡融合。同时，为应对农产品短缺，英国政府又先后颁布《斯科特报告》与第一部《农业法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城市过度蔓延、支持农业补贴、扶持农业有序发展的规划方案。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日趋强烈，乡村政策制定的目标逐渐转向“乡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平衡发展”。英国政府努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市场化经营，鼓励地方社区和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形成“政府—社区组织—积极分子”合作共治。
——摘编自武小龙《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与20世纪英国乡村建设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英国乡村建设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谈从20世纪中英乡村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1619年，弗吉尼亚选举产生第一个民选政府标志着北美殖民地自治生活的开始。美国地方自治的源头要比公共权力的源头更为久远。殖民生活伊始，自治便是殖民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并成为美国地方自治的最初面貌。后来，随着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限制和税收盘剥，自治变成了殖民地居民的一种价值诉求。这种地方政府先于联邦政府的情况与殖民时期移民们的生活现实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此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通过代议制议会先后选举产生了殖民地政府，而代议制议会也变成了殖民地居民自治的具体方式，可使殖民地更像母国。随着联邦制的确立，地方自治最终以制度的形式成为美利坚的一种制度安排。
——摘编自施峰矫《美国地方自治的起源和基础》
材料二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就筹划将保甲制度与舶来的地方自治熔为一炉，使其既能适应于中国乡村社会，又能顺应基层政制近代化发展的需要。1936年5月，蒋介石在全国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推出了“融保甲于自治之中”的地方自治方案，并在同年8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厘定了相关法规原则，决定纳保甲于自治之中。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1939年，国民政府确立新县制，这标志着保甲与自治在法理上的融合。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及1941年8月公布的《乡（镇）组织条例》，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保甲在自治组织中的地位。
——摘编自柳德军《保甲与自治视域下民国基层政制近代化转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地方自治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探索地方自治的共同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代中美地方自治对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乡绅、族长等精英一直扮演着传统国家和民众沟通桥梁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初的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外交危机中，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在这种条件下，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便需要新的社会群体来填补。这种社会群体既要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国家汲取资源的任务，又不能在乎自己的社会名声，甚至要不惜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对立。为此，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社会群体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推动开展“造村运动”。日本不同地区的农村基本状况差异较大，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经济状况发展特色农产品。对初级农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后用途多样化，还能够有效提高农户收入，较好地满足市场对于不同农产品的需求。日本还建立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形成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和村行政自治组织并行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此外，为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政府相继颁布《农村、山村、渔村通电促进法》（1952），《町村合并推进法》（1953）等法律，主要针对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增加日本乡村生活的活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完善乡村的行政治理体制等。
——摘编自李金锴、高鸣《乡村治理何以有效？——国外典型实践模式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群体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总结日本的乡村治理经验。
材料一 乡绅亦即士绅，是中国科举文化孕育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凡具有科举功名者，无论入仕未士均居于士绅之列。那些未进入官场或退休回乡者“沉淀”于乡里社会，成为乡绅。乡绅是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如主持修路造桥、督促生产、兴办救济慈善事业、维护寺院、组织和捐资团练、维护地方安宁等。他们还是乡里纠纷和疑难诉讼案件的调节者和仲裁者，“由士绅解决的争端大大多于知县处理的”。如果整个乡村共同体遭遇重大灾难无法自救，乡绅还充当向国家或地方政府争取获得社会性资源的重要角色。据记载，乡绅还按时宣讲圣谕，圣谕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是农耕时代带有强烈人伦色彩的行为规范。
——摘编自薛冰、岳成浩《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材料二 美国乡镇规模不大，一般在2000人左右。美国乡镇设有自己的行政机构，行政工作由几位行政委员主持，一般小镇三人，大镇九人。乡镇的行政委员每年由该镇居民选举产生，虽说行政委员处理公务都是自行负责，但必须按该乡镇居民早先通过的原则办事，不然他将会受到质疑，甚至被罢免。行政委员的行为主要对该镇居民负责。除了行政委员外，每个乡镇还要选举十几名主要的官员负责诸如税收、治安、教育、道路、审计、财务、济贫等具体事项。官员没有固定收入，每项公务的任命单上都写有单位工作量的报酬，按量计酬。一般来说，公民平日都有各自的营生，做官只是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属于服务性质；不过，能有幸被居民选中、认可也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如果官员在位时能兢兢业业为本镇居民服务，赢得信誉和口碑，那么对自己经营的事业无疑作了一个活广告。所以，大多数乡镇官员对工作有热情，但并不贪恋官位。——摘编自雷海燕《美国的基层民主与居民自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绅的职责，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乡镇自治与中国乡绅自治的不同。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慈善事业兴起，有着种类繁多、数目惊人的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慈善团体或机构都包括以认捐为前提的组织方式，入会会费、每年会费、一次性捐赠、募捐使慈善社团岁入动辄上千英镑。约束机制主要包括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监督机制既体现在行政监督中，也体现在财务监督方面。行政监督包括年会、会长或委员会对社团记录的审查、会长对慈善机构的视察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慈善社团或机构的规定大多数都包括惩处办法，详细又严格。但是惩罚并不是目的，要求成员在处理会务时保持肃静、规定必须交纳会务费以及保障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会员利益不受侵犯等，但大量善款依然不可避免地被侵吞、贪污或挪用。英国的18世纪由于慈善活动活跃，特别为英国下层民众提供服务而被誉为“慈善时代”。
——摘编自姜鹏成《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组织和运行机制初探》
材料二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当年还成立了中华慈善总会，还举办了中华慈善奖的评比活动，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激发了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社会上掀起了开展慈善事业的高潮，同年还举办了奥运会，我国南方遭遇了雪灾，当年接受的捐赠款物是前一年的3倍多，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对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慈善组织根据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不同地点量身打造了帮扶手段，切实在脱贫攻坚战中展现了自己的担当。
——摘编自李春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和新中国慈善事业的相似之处。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意义。
材料一：德国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始于20世纪初。二战前夕通过的《帝国土地改革法》对乡村的农地建设、生产用地以及荒废地进行了规划。1954年，联邦德国通过《土地整理法》将乡村建设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此后，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等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村庄更新的发展计划。1976年，联邦德国将村庄更新写入修订后的《土地整理法》，并试图通过保持村庄的地方特色和独特优势来对乡村的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进行整顿完善。两德统一后，德国的村庄融入了更多的科学生态发展元素，乡村的文化价值、休闲价值和生态价值被提升到和经济价值同等的重要地位，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也开始被强调。
——摘编自沈费伟、刘祖云《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与经验借鉴》
材料二：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次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贯彻。12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会将之作为新时代的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总则。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4元增长到14617元。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温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较突出。如果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回答的是“如何实现乡村发展”的问题，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则回答的是“如何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摘编自位杰、徐海峰《“三农”战略新跨越：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德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德两国乡村建设道路选择的因素。
材料一 孔子从道德感情的基础出发，提出“仁者爱人”之说，为儒家慈善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子主张先天性善，仁之端也”，认为“恻隐之心”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的动机所在，这两本书中关于古代礼仪的记载成为后世慈善组织及慈善活动的理论源泉。“民为邦本”是儒学的重要思想，反映到社会慈善观方面，实施仁政。唐宋明清诸朝的一些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即受到这种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力行仁政，兴办或扶持慈幼局、养济院、普济堂等各类慈善机构。大同思想是儒家文化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内容，对后世的社会慈善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儒家义利观的熏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明清时期，商人也自觉地加入社会慈善活动中
——摘编自周秋光、曾桂林《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材料二 西方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资源。基督教倡导“博爱”，讲究“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信奉“十诚”，奠定了早期慈善意识的基础。在阿奎那看来，慈善是超自然的、直接指向神的美德。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将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视为最高价值，同时施爱于他人。这种基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互助行为，将慈善意识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康德认为，他把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的政治作为最高的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积极发展慈善事业。他认为，尽自己所能为他人做好事，是每个人的责任，即需要政府监管。他强调应尊重受助者的人格尊严，不能简单地把慈善看成是一种“施恩”。
——摘编自王晶《西方文化中的慈善意识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文化中的慈善意识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说你从中国慈善思想与西方慈善意识中获得的启示。
材料一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由州县派驻守备、把总、千总、外委等武官，而巡检司是进驻市镇的主要官方机构，“以检防有道，讥察有方”。市镇驻防官兵的开支列入地方财政，除武官外，政府另派驻文职人员参与市镇管理。市镇间还设有税关或税课局，赋税上缴州县。市镇“设有乡约、里正，以编保甲而稽赋册”。“保甲，市镇设客长，棚民设棚长，均当堂报名具结，给与腰牌，稽查匪类逃人及违禁等事”。市镇中的牙行及牙人穿梭于客商与本地货主之间，兼任中间商角色，“牙行辈按月朔望莅府，听点受约，乃请于当道，下令以局地为场，以听点之日听民与商负货为市，设耆民以平价……民乐从而集成矣”。在一些市镇中，牙人穿梭于县城和市镇之间，成为市场规划及管理的实权人物。
——摘编自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
材料二 依据宪法，美国政府体系由联邦、州和地方（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区）三级政府组成。在新英格兰地区，虽然镇是处于县之下的地方单位，但是，县不过是一种司法行政区域，地方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由镇来行使的，且一般不受县的直接干预。随着人口的增多，居民需要更多更好的服务，经居民投票可以申请建镇。镇民大会是镇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镇的决策机关。行政机关是镇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镇委员会成员由镇民大会选出。镇政府处在为镇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一线，同时，有很多的公共事务并不由镇政府来管理，而是由各种社会团体分担负责。
——摘编自王玉龙《美国乡镇建制及运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管理机制的构成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相比，近代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镇在行政管理上的不同及其成因。
材料—19世纪初.英国城市“日益严重的饥饿、贫困、健康、法律和秩序的问题，使地方政 府陷入难以忍受的极度紧张中”。1829年.伦敦大都市警察厅在伦敦正式创建，标志着英国近代警察制度正式诞生。1835年的《市自治机关法》责成每个自治市从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议员中选出一个市治安委员会.指派足够数量的警察负责城市治安秩序。新警察被赋予了多重角色：打击犯罪的战士、和平秩序的保护者、福利机构及道德牧师：还充任起道德居间人，界定高尚与粗鲁或不体面的范畴，并担任邻里生活的仲裁者.都市公共空间的管理者的角色。警察机构还从组建之初就采用了“赞同式警务”,用“威望”而非“权力”来武装警察。 迫使他们要依靠民众的支持来执行警务。“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警察在控制民众骚乱中的确成绩卓著”。“凡英属或曾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其警察制度莫不受到英国 的影响”,新警察制度传播到法国等国。
—— 摘编自刘锦涛《试论英国创建近代警察制度的历史功效》
材料二1898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首次将近代欧美的警察制度引进中国.建立了近代中 国第一个专门的警察机构——湖南保卫局。总局设有士绅充任的会办一人，议事士绅十余人，总局的最高长官总办也是由议事士绅公举。该局后被清政府勒令废除。1902年，袁世 凯在天津设立的天津警察总局，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清政府下令各省仿照直隶普遍推行新式警察，“不准视为缓图，因循不办”。但绝大多数的督抚只是虚应故事。直到清亡前夕， 各地方警察制度的差异仍然较大。晚清警察最初的制度定位过度强调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忽略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摘编自刘琳璘《清末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近代警察制度创建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近代英国警察制度与晚清警察制度的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中世纪晚期，英国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体，辅之以教会、行会及零散救济养老。在近代早期，伴随人口倍增、贫困程度加深，社会环境巨变，英国养老模式发生了变化。教会养老模式收缩，政府改自由放任为积极参与，采取立法、增加财政支出、强征济贫税、建立慈善院等多种措施解决养老问题，在养老问题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同时，私人慈善、民间经济组织也参与到养老中来，英国养老模式由宗教性向社会性蜕变。转型后的养老模式卓有成效，老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平均寿命增加，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政府养老措施大多为托底型的最低标准，难以顾及老年人的感受。
——摘编自《英国近代早期的老人生活问题与养老模式》
材料二 1979年，英国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鼓励福利混合经济发展，强调国家角色的缩小与个人自由及责任的扩大，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给，政府致力于减少居住性照顾，引入私营部门作为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社区照顾服务成为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养老服务提供者与老年人共同商榷，以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为中心，凸显老年人的权益。
——《从消费主义到民主主义：英国养老服务的理念转型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早期英国养老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英国养老模式与近代早期英国养老模式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