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明史·食货志》

一条鞭法示意图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

材料：“两税法”树立了中国税制演进之路上的新的里程碑。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不仅征税广度得到扩宽，且依据纳税人负税能力高低来征税，也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税收对象上“两税法”确立的“资产为宗”的计税原则，以后各代基本没有改变，整个趋势是财产税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头税的比重越来越小……在税收形态上，其间实物税虽然一直存在着，但较之货币税已经变为次要角色……在税收结构上，抑商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淡。

——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载《税务研究》2015年03期）

材料一   唐中叶是中国税制史上赋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税法的实施，改变了重人头轻田赋的局面，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突出。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两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削减。与此同时，商税急剧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而未下降。

——摘编自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到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各地以州县为单位，依据新近清查的土地数额，将原来额定田赋、力役、贡办等应承担的赋役，除了苏、松、常、嘉、湖地区供应京师食用的白粮以外，一概折合为白银，官收官解…明中叶以后的赋役体制变动趋势在清代继续发展。经过康熙朝60余年的恢复与发展，清朝自1712年起，实行滋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的政策，以全国丁银额数字最高的1711年为准征收丁役（折银征收，即“丁银”），以后增加的人口不再计算丁役。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将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与田赋一体征收。

——摘编自赵轶峰《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材料一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故称“两税”），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

——摘编自刘昫等《旧唐书》

材料二   一条鞭法是明代万历年间通令全国实施的一项新的赋役制度，它“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将一切征项，包括赋、役及额外加派、土贡方物等，悉并一条，化繁为简；它取消各种摇役名目，实行银差，使徭役空前简化；同时，一条鞭法实行徭役征银并部分“摊丁入亩”。它简化了赋役制度，改变了历代赋、役分开征收的方法，使二者合而为一。同时，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税收的程序，它在客观上确保了财政收入，缓和了阶级矛盾。

——摘编自蒲志新《略论明清时期的赋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