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17世纪的西欧，瘟疫频发，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严重冲击。面对疫病肆虐，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毫无成效，使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产生怀疑，动摇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削弱了宗教医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成长。这个时期，为追求现世幸福，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健康、重视医生建议，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也由原来讲求抽象思辨的自然哲学病理观向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在英国，宗教改革打击下教会政治、经济基础被铲除殆尽，宗教医学存在基础瓦解。社会政治环境与观念文化的发展变化，推动了英国防疫对策的转变。英国政府以非宗教手段防控瘟疫-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物件消毒、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尽管有信徒对措施进行抵制，但它依然为政府强行推行，而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弃，世俗医学大行其道。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的防疫对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变化趋向。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英国公共卫生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到维多利亚中期，伦敦建设了完善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其他碱市紧跟伦敦的步伐，英国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西蒙爵士在给枢密院的报告中指出国家作用的扩大：“国家负责对疾病的治疗，免费治疗贫困导致的疾病，在紧急时刻会为感染传染疾之人提供有组织的医学帮助，免费为每个公民接种。”但随着英国公共卫生的发展，传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观点均受到挑战。19世纪40年代，议会通过一系列立法，授权卫生总署对水污染等问题采取措施，这就挑战了私营自来水公司的权力。1853年议会通过的《免疫法》规定天花免疫是义务性的，一些人认为这侵犯个人自由，侵犯了家庭的庇护权。不久出现的“反疫苗联盟”就是对抗政府强制接种的产物。
——摘编自赵秀荣《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大政府”》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卫生工作的四项基本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952年，中央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之后从省市到县乡，都设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负责活动的执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期间，采取各种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展览等），发动民众参与公共卫生建设，从清扫街道到灭杀害虫，成效明显。天花、霍乱等基本消除，寄生虫病发病率大幅度减少。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70岁左右，这段时期的中国基层医疗卫生被誉为世界典范。
——摘编自房连泉《新时代继续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发展公共卫生的特点，并分析阻扰公共卫生发展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举措，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近代中国被扣上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死亡人口中半数以上死于传染病。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一扫旧社会的污浊之气，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美军在我国东北地区散布大量的细菌。1952年5月，《人民日报》发出了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的号召，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宣传。卫生防疫部门对肺结核病、天花、鼠疫等疾病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治疗措施。12月，毛泽东题词，要求“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953年，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各级卫生防疫站建立，人民政府还对街道和房屋院落进行修整，安装自来水管，疏通污水管道。许多省市开展了卫生检查、评比先进的竞赛和挑战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爱国卫生运动的中心任务逐渐转移到“除四害”上来。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等
材料二 从1839年开始，查德威克利用在济贫委员会工作之便调查得出城市现存的不卫生状况是霍乱发生的重要原因。支持查德威克的卫生派不遗余力地宣传霍乱与肮脏之间的关系，并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1848年夏，霍乱第二次“光顾”英国，“最肮脏”的伦敦东区疫情严重。同年，议会批准成立卫生总会，发起公共卫生运动，连续通过《公共卫生法案》《垃圾清理法案》，后者因主要目的是消除霍乱又被称为“霍乱法案”。卫生总会积极推进下水道改造。查德威克精明干练，大胆实践创新，推动改造伦敦的主排水系统和居民的内部排水工程。
——摘编自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以霍乱防治为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19世纪中叶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异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两国公共卫生运动开展的共同作用。
材料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济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采取的撸施，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光四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泉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疠愤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虎，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痢瘰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此外，官府奉国家之命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教治和日常性施救两类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请回答：
（1）根据材料，概述清朝江南地方政府疫情救治的主要做法及救治类型。
（2）结合材料，谈谈你对当今世界多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