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龚胜生等《中国历史时期兵疫灾害的时空变迁研究》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苯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

“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的记载，《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都有部分疫情记载，《五行志》里也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本着“国以人民为本”的思想，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注重防治结合。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西汉时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以防传染。两宋前后设有各种职能不尽相同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和安济坊等，主管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明朝涌现了大量传染病学的专家，他们总结经验，分别出版了专门研究瘟疫、痘疹、麻风病、梅毒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

——摘编自王立群《历史视角看瘟疫》

材料二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一场瘟疫席卷整个雅典并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淡水资源缺乏，老城区以神庙为中心，人口密度过大，新城区，遵循自然状态延伸，没有严格规划标准；民居的分布显得比较杂乱，习惯在公共场合交流、运动、参政、学习，缺乏集中社区的概念。虽然雅典人在疾病爆发初期就开展积极自救，但医护人员因缺乏防疫护具而纷纷中招。到公元前427年，肆虐雅典的瘟疫渐渐平息。希波克拉底，一面积极调查疫情，同时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利用烈焰产生的隔绝与净化空气效果，成功遏止疫情的扩散。这也成为今天预防瘟疫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

材料一   蝗虫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往往成为庄稼的致命杀手，造成蝗灾。古人不了解蝗灾形成的真正原因，甚至认为蝗虫是“神虫”，于是就采用祭神的办法来解决蝗灾。但伴随蝗灾带来的巨大灾难，亦开始深入地探究治理蝗灾的方法和对策，《旧唐书》就记载唐代名臣姚崇运用蝗虫趋光这一特性有效捕打飞蝗；明代的陈世元曾撰写《治蝗传习录》，介绍养鸭、放鸭治蝗的成功经验。不过古代民众虽然掌握了一些治理蝗灾的措施，但是仍只能尽可能地减轻危害，而难以根治，所以蝗灾的发生依然很频繁。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蝗灾与治理》

材料二   党和政府对蝗灾问题高度重视，在中央要求下，各蝗区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治蝗指挥部，并建立了责任制。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蝗情的侦查、预测预报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并完善了相关工作制度。在具体的治蝗工作中，放弃了耗费人工过多而效果不明显的传统“挖卵"治蝗法，采取效率更高的药械治蝗法。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民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加入捕蝗、灭蝗的队伍，使得新中国的灭蝗工作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运动。经过不懈治理，最终使蝗灾这一历史性灾害得到有效控制。

——摘编自江满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