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常常会来取一些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率领人民抗击疫病。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区，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宋朝政府大量编辑印行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东汉王充的《论衡》载：“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张仲景的《金匿要略》也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一”，否则会得苻疾。清代吴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选气。疫势危急时，要避开撤走，找个大树下的辙凉当风处居住，近水当风之处最好，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
——摘编自张剑光、王晓洁《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
材料二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社会对瘟疫的认识已较为理性、科学，他们认为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生理病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措施得当还是可以防控的。此种观念……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许多医生为人们开出了诸如喷洒香水、多吃芦荟、节食、逃跑、放血疗法等防疫措施。尽管这些措施成效微弱，但它至少给了人们一个积极信念，那就是瘟疫是可以防控的，这无形中激发了人们的积极行动，给人们尝试更多方法开启了道路。医学界通过对古希腊医学的研习也初步承认疾病是由机体紊乱或生理等身体内部原因引起的病痛，“这样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支持了治疗观上的乐观主义态度：疾病的康复是把握在人的手中的”。在这种理性防疫观念的指导下，欧洲各国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从而推动了西欧集体防疫行动的发生。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防疫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理性防疫观念的影响。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祟，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具有传染性。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摘编自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30年代，英国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从1841年开始，英国政府免费实施疫苗接种。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通过立法干预公共卫生，明确了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和作用。1865年，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制定《防疫法》。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英国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各大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和环境卫生工程建设。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各地也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的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历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英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开展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桢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在80万—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明末大鼠疫流行与当时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紧密相连。明朝末期是气象学上所谓的“小冰河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史载，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摘编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材料二 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大鼠疫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旧大陆病菌在美洲传播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病菌传播的认识。
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清代初期， 中央政府对疫病制度性的救疗基本缺失，朝廷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但并不常见且限于京城。而具有儒家道德信念的地方官在乡贤及民间慈善机构的促动和协助下，一般不会坐视不顾，他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有:设药局延(聘请)医诊治;制送丸药;建醮(道士设坛念经做法事)祈祷;刊刻医书等。20世纪以后，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应对疫病的举措已渐成为中国社会“先进”而主流的防疫观念。1911 年，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1915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多次大瘟疫的近代中国终于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瘟疫防治机制。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医疗卫生服务在全国范围的公平供给。
——捕编自牟海林《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公平取向及其实现》
(1)据材料一，指出中国社会在疫病防治方面取得的进步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其进步的主要因素。
(2)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明代后期、尤其是明代末年气候异常的背景下，华北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各地普遍干旱少雨，生态系统趋于脆弱。明代后期的华北人口已相当密集，觅食人口的数量和流动性大大增加……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摘编自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等
材料二 1910年10月，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12月19日，我被派往哈尔滨调查瘟疫、组织防控。12月24日，我抵达哈尔滨，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解剖疫死者尸体，建立实验室，发现鼠疫病原菌。采取了控制交通、隔离疫区、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火化鼠疫死者尸体等多种科学防治措施，使这场瘟疫很快就被控制。1911年4月，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我当选为主席，这是我国首次国际科学会议。
——整理自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末鼠疫流行的原因及影响。
(2)指出材料二体现的史料类型与防疫观念。并结合所学，分析此次疫情控制产生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政府抗疫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社会疫病频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意大利人在抗疫斗争中的创新，并说明其重大意义。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阿根廷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大量移民涌入阿根廷以及肺结核病的流行，引发了阿根廷民族认同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统治精英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为抗击肺结核，卫生学家们制定防疫计划，推动阿根廷在各大城市的市政卫生局和国家卫生局下设置肺结核预防和救治办公室，指导卫生机构对结核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推动了全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体制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卫生学家设置阿根廷结核病协会等社会机构在民众中开展防治活动，辅助政府的公共卫生网络深入群众。随后，卫生专家还推动中央政府开展全民防治肺结核病的宣传教育活动。肺结核防治在凝聚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构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隔离措施加剧了民众对肺结核病人的恐惧，病人成为这个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受欢迎的边缘群体。富人为躲避歧视隐瞒病情，去疗养院甚至出国疗养，底层民众因需要工作养家只能等到病入膏肓时，选择在家临终或等待公立医院救助，很多病人在等待床位的过程中遭到警察驱赶，甚至死在街头。
——摘编自夏婷婷《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肺结核防治与民族国家构建》等
(1)据材料，归纳阿根廷进行肺结核防治的背景及措施。
(2)据材料，分析阿根廷防治肺结核病的作用与局限。
材料一 在中世纪的欧洲，受到宗教的影响，人们认为麻风病人是不道德且受到上帝责罚的人。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以及对麻风病的医学研究较为匮乏等原因，麻风病在加州、纽约州等地快速传播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尽管麻风病并非中国人带到美国且在美中国人患病的比例并非最高，但是在种族主义、排华风潮的推动下，美国的报刊上出现了将麻风病与中国人联系的倾向，出现了如“Chinese 1eprosy”、“Chinese disease”等来形容麻风病的词汇。“中国人不干净”，“中国人又穷身体又弱”等不好印象以及“黄祸”（ Ye11ow Peril）等加剧人们恐慌的话语。而这种将麻风病和中国人联系起来的倾向，加剧了排华风潮、主张了种族主义，对在美华人的生存及声誉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也极易造成民众的恐慌，不利于民众正确认识麻风病和推进麻风病的研究与防治。
——摘编自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潮出现，工人运动也影响到了政界。1882年，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签署《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以法律形式排斥少数族裔的法案。1902年该法律被无限期延长。清政府曾与美国交涉。但‘弱国无外交’，交涉也没用。1943年2月，《排华法案》被废除。在百余年之后，在美华人族群终于等来了这迟来的道歉。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以全票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第683号决议案），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做法道歉。
——摘编自王希怡《专家评美国就排华法案道歉：道歉不是良心发现》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美国麻风病污名中国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排华法案》的变化历程并简要评价。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传染疾病肆虐，卫生防疫条件落后。面对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经济形势，1949年，中央宣布成立卫生部；次年，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会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的问题，但一直以来轻视排斥中医的现象仍未得到解决。195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卫生部设立中医司。随后，各省（自治区）、地（市）级卫生部门先后设立了中医处、中医科，承担中医医疗预防、中西医结合诊疗等职责；到1958年，中央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1960年间，中医医院数量增加到330所，中医学徒达8万多人；中央在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整理、总结、研究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并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统一经营中药材。
——摘编自中央文献编辑室《新中国成运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事业述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事业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事业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