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学”出现以前，人们对埃及了解甚少，甚至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脑海里都仅把埃及和金字塔联系在一起。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带去了兵将和一部分学者及技术人员，想对埃及的地理历史有较深刻的了解。这些学者先是发现了卢克索宫殿，然后发现了卡纳克神庙。由于大多数人读不懂古埃及人的碑文，因此工作毫无进展。直到1822年，被称为“埃及学之父”的法国历史学家商博良发现一块方尖碑，碑上有埃及文和希腊文对译的文字。他是精通希腊文的，通过希腊文，他了解这是记叙托勒密及克娄巴特拉的爱情故事。从一再出现的文字及其特殊位置，他找出了11个埃及字母-他用这几个字母去读拿破仑部队拖倒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Rosetta）石碑，他竟毫无困难地读通了。就这样一块又一块碑文地读下去，20余年工夫，他居然读通了所有发现的埃及碑文，而且还找出了古埃及的其余字母。于是，研究埃及之门就此被打开了。

——摘编自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

5 . 史事的本来面目，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言事者的表述不一，而显得扑朔迷离，给后人带来困惑。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899年康有为回忆“公车上书”时说：“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梁启超鼓动各省公车，上折拒和议。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联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近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奏、代奏或电奏次数达154次，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单独上书达31次，人数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上书7次，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八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三       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在京官员及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历史的真伪与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日，康有为知晓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意识到国家危亡在即，于是组织“公车上书”。随后，在松筠庵聚集十八省共一千二百余举人，共商上书拒和之事。康有为以为“士气可用”，以“一昼二夜”写就“万言书”，一千两百余名举人签名。此书“遍传都下，士气愤涌”。四月八日，康有为等至都察院请其代为呈递。但都察院以议和已经“用宝”（光绪帝已经批准）为由，决绝了此次上书。

——摘编自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材料二2005年茅海建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以更加丰富翔实的档案史料和细密精致的推理论证，将以上论点进一步坐实。据作者统计，其中，举人们有1500余人次单独上书，135人次参与了官员们组织的上书。从这些上书的分析中，作者认为上书拒和的主力并非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吏，反对拒和者却寥寥无几。作者认为有两个“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摘编自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