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刘墉（1720～1805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清代政治家。在安徽学政任内，鉴于当地获得贡监生资格的士子多数名不副实，不学无术，且目无法纪横行乡里的情况，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上书朝廷，要求对捐纳贡监生区别对待，由州县地方官和教官共同管理，分工合作。在首任江苏学政期间，他认真校士，勇于革除考试中的各种弊病。进入中央政府之后，乾隆四十七年刘墉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即遇上御史钱沣弹劾和珅的亲信、山东巡抚国泰等人婪索亏空一事，他和和珅、钱沣受命前往查办。由于刘墉积极协助钱沣，终使案情大白，国泰等人受到应有的处分。刘墉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嘉庆九年十二月（1805年1月），刘墉去世，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

---摘编自陈连营《略论刘墉》

材料   清末众多金融机构滥发纸币，严重扰乱金融市场。1906年初，户部银行成立不久，户部强调各地不能妨碍中央银行特权。清政府试图取缔官商行号所发钞票，然而发行机关大多阳奉阴违。1910年5月，度支部奏定《兑换纸币则例》，对大清银行纸币的种类、发行准备、发行数额、发行管理及发行税等做了具体规定。1911年，新的大清银行纸币开始印制。除纸币之外，清廷还统一银元的生产发行。

清政府多次颁令裁并地方造币厂局，并于1905年在天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钱总厂，作为户部的造币总厂。1909年，度支部奏设币制调查局，并派大清银行监督为币制顾问。1910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各省大小银元、铜元一律停铸，新的国币银元专归造币总厂铸造。辛亥革命爆发后，币制改革基本停止。

——摘编自石涛《大清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清末币制改革》

材料   面对自汉以来选官的“门望”与“贤才”之争，孝文帝既重事功，也不排斥能力，以皇权调和了二者的关系...孝文帝常以“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为指导思想，形成对官员考课的定制，在废除原有部落色彩的“领民”、“酋长”等官职的基础上，将鲜卑官名和内朝融入了中原传统的官职中，代之以廷尉、九卿等汉族传统官名，加强了对官僚队伍的管理和控制，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荡涤了鲜卑氏族机构的痕迹，扭转了中央、地方胡汉二重体制，统一和协调了北魏政权封建官僚体制。

——摘编自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与官员的选举》

材料   “联合国机制”指联合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联合国的出现是国际机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即全球化进程发展到这样一种阶段，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等事务需要全球管理。国际联盟是建立世界性和平与安全机制的创新尝试。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火炬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传承，成为《联合国宪章》的理论渊源。1944年，美、苏、英、中四国共同提出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国际机制的一种总结与发展，它提出了未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机构和职能等，基本确定了该机制的本质特征。……1945年10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是当时国际机制发展水平的写照：它并不谋求更改现有的秩序，而是改进其运行机制；它追求理想主义原则，但其规则和决策程度又符合当时国际社会的现实；它突出大国的主导地位，强调大国一致原则的重要性，但对大国权力设置了必要的限制；其权力来源于成员国的授权，但作为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它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权力和行为能力，在实践中享有一定独立行动的权限；联合国本身是一个协调中心，将权限进行划分，从而保证机制上的活力，为国际机制在各问题领域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门洪华《联合国机制浅析》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7 . 材料   曾有人说，蔡锷很“善变”。

比如他对袁世凯。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两周之后，因为袁世凯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商讨有无君主体制可能的时候，蔡锷又称他为“袁贼”，准备兴兵讨伐。但等到袁世凯逼退清帝，承认中华民国，蔡锷又发电祝贺他“群望所归”。当然，更不要说他之后的反袁了。

还有对革命党人。蔡锷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坚决支持同盟会，并且自己投身革命，促成云南独立。然而，在袁世凯被怀疑暗杀宋教仁之后，蔡锷却又坚决阻止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用兵，认为应该遵守《临时约法》，由参议院弹劾，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更不要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蔡锷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国家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所以在江西、广东各省宣布独立后，云南都督蔡锷反而宣布中立。

——摘编自张玮：《历史的温度》

材料 范文澜（1893年-1969年），浙江绍兴人，自小精读四书五经等古典著作，大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的国学研究训练。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对范文澜的触动很深，开始由不问世事的学者转变为革命者，把个人的学术生涯逐渐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在革命活动中，范文澜深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长期关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指出中国的历史“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他肯定了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历史事件，同时他又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教条化。

——摘编自林绪武《范文澜中国通史研究的风格》

9 . 材料   1025年3月，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认为西北在国防上是“国之锁钥”，对于这样的国防要地，“我不自谋，人将起而谋我，届时噬脐无及，追悔已迟”……陕甘作为“西北革命发源重地”，理应大力建设。同年，冯玉祥着手订立开发西北计划，动员兵工种树修路，垦辟荒地，举办实业，开渠疏河，设立工厂和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27年3月，冯玉祥又召集陕甘两省专门人才、国联总部代表及相关人员，在临潼召开陕甘两省建设会议，共议决提案项50余条，内容涉及交通、水利、工厂、垦殖等，对开发交通筹划良多，制定了详细的办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社会移风易俗运动，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止缠足，鼓励女子接受学校教育。1930年，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下野，西北军彻底瓦解，西北开发运动夭折。

——摘编自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西北经济开发研究》

材料   从万历初年（1573年）开始，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监察机关，把朝廷政令转发给地方政府，根据事务的缓急程度及路程的距离远近规定相应的处理程序与时间限制，把拟办的公事分门别类进行登记，并按照进度每月办理注销手续。同时，必须另外编制两本文册，一份送六科备案跟踪进度，一份送内阁考查。六科收到文册之后要逐一核查，核查完毕，在下个月陆续完销表明处理完毕。如果查明有公文拖延处理或期满不实的情况，则应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从严查处。若期间有官员不按规定执行，则必须究其责任子以惩处。每月、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总结考核一次，直到所有登记在簿的事件已处理完毕。

——摘编自刘贞孜《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治改革实践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