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83年3月15日,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天,恩格斯就坚定地表达了保卫马克思思想、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批判斗争的决心。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实际地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导师,继续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各国工人运动进行指导。恩格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过程中曾做出开创性的理论贡献。1890年至1894年间,恩格斯驳斥误解或诋毁唯物史观的各种观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做出系统阐释,全面和系统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恩格斯晚年以重写“导言"和“序言”的方式,对再版或新版的马克思著作进行多个方面的重要阐释。1895年3月,恩格斯根据19世纪90年代初革命实践的新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作了他一生最后一次阐释,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

——摘编自顾海良《恩格斯的思想、精神与风范》

材料   丘溶(1420-1495),明朝 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景泰五年(1454年)丘溶中进士，累官至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长期在京参与机务,“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们故,以经济自负”，是明代儒臣中最关注经济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以“自为”人性论为基础,认为国家必须满足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但“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不能“夺富与贫”。丘溶主张每丁可占有田1顷,已超过1顷的,不问,但不得再买。他主张食货并称,反对盐铁官营,认为国家不应与商贾争利,富商就是富国，“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他还提出“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所谓为民理财,即发展生产,使民有财,取民之财要合乎义理;反对将国家财政“专用之以奉一人”。

——摘编自《明史》等

材料一 1900年以后，德国国内越来越流行这样一种逻辑：预防性战争对于长期安全是必需的。首先是军界领导人一致认可这一观点，同时，随着德国在相对力量上达到顶峰的证据日益明显，文职领导层也开始接受需要这一场全面战争的观点。……德国领导人认为，国家想要生存，必须要进行战争，并且早打比晚打好，而这场战争应由德国率先打响。

——摘编自【美】戴尔·科普兰著《大战的起源》

材料二 不列颠民族总体上已意识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即德国计划以海军加强她无比强的陆军，到1920年，德国的海军将远远比英国目前拥有的舰队强大得多。……英国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开站陷入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拥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对抗与谁较量，除了我们外，她使用海军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部圈子，人们已意识到普鲁士人居心不良，他们妒忌不列颠帝国的辉煌，一旦找到于我们不利的良机，他们会尽可能利用它。

——摘编自【英】温斯顿·丘吉尔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材料   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面临明朝、漠南蒙古、朝鲜李氏政权的严重威胁，内部满汉分离、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其他贝勒牵制等一系列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毅然说服众贝勒，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对汉族民众政策作出调整：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犯，放宽惩治。同时，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优礼汉官的政策，将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等赏赐，并委任官职。皇太极即位之初，按照努尔哈赤生前规定，采取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管国家机务，皇太极的实际权力并不大。1626年九月开始，皇太极增设了总管旗务“八大臣”和佐管旗务“十六大臣”，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稀释了三大贝勒的权势。

——摘编自杨新刚《大清风云——皇太极》

材料   宋庆龄（ 1893-1981 年），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被誉为“国母”。宋庆龄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她坚定执行“联饿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32年，宋庆龄与蔡元培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她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一批革命者和爱国人士。1938 年，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1949年，宋庆龄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并捐献全部10万卢布的奖金创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1959年到1981年，她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1981年，因病逝世。

--摘编自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材料 越战小说随着越战应运而生，由《绿色贝雷帽》的浪漫主义，到《伤亡统计》的现实主义，再到《肉搏战》《追寻卡西艾托》的后现代主义，越战小说创作经历了从描述真空战争，表现英雄主义、英雄神话到再现战争残酷，批判战争罪恶，揭露政府阴谋，刻画士兵心理的成长蜕变历程。其中最真实反映战争现实与描述士兵内心的作品是将回忆录与日志体相结合，呈现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日志体小说。美国越战日志体小说是对越战之于美军士兵及美国民众伤痛的记录与解读，对于美军士兵而言尤其是疗伤之作，它清晰展现了美国军人在战争前线及后方的真实生活，解析了美国军人在置身战场环境、亲历战争残酷后的心理冲击心态变化和心灵创伤，展现了战争对普通士兵心理、良知和人性的推残与吞噬。

——摘编自王欣然《战争的记录与伤痕：越南战争与美国越战日志体小说》

材料   八思巴家族开创的西藏佛教萨迦派，在西藏地区占统治地位。元朝统治者积极笼络吐蕃佛教上层人士，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1252年，八思巴以他的博学、谦逊、富于政治远见而得到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国师”，领宣政院管理西藏及蒙汉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八思巴主持宣政院期间，西藏地区建立了行政区划，进行了人口调查，确定了赋役负担，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和经济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元政府在通往西藏腹地的沿途，普遍设置了驿站，构成了与内地紧密联系的交通网。为了便于汉藏间贸易的开展，元政府在沿边的会宁等地陆续设置榷场，又设置“西番茶提举司”，经营粮食、茶叶贸易以方便藏民生活。在用人方面，忽必烈重用的桑哥等著名人物都是由八思巴举荐的。对元王朝派兵灭南宋统一全国的战争，他采取支持的态度。在元政府机构里，设有专门翻译梵经的局所，八思巴及其弟子们亲自参加翻译，仅至元十七年，有司奏上八思巴新译出的戒本就有五百部之多。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班乃至他的祖辈，世代都精通医术，通过他们的努力，西藏的医学被介绍到内地。与此同时，内地的雕版印刷术经八思巴的随从弟子们之手流传到西藏。至元六年，八思巴受忽必烈之命创作完成“蒙古新字”（亦称八思巴字），忽必烈在诏文中规定以新字为国书，用它来释写一切文字，蒙古新字迅速得到广泛的流行，举凡儒家的经籍、史书、佛教典籍都曾以蒙古新字进行大量的翻译。

——摘编自徐连达《论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

8 . 材料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乡一个偏僻的山村。在伯父的厚爱和良师的指点下，杨度刻苦攻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打下了扎实的儒学根基。1893年，18岁的杨度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成名，考中举人。

在1894年冬季会试中，甲午战败的噩耗传来，……杨度与湖南在京举人一道积极参与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条约，整军经武。

1902年和1903年，杨度两次东渡日本负笈求学。杨度目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便呈现出的繁荣富强的景象，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提出要把清政府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政府的体制。

1913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聘请杨度为顾问，任职参政院，1915年，杨度写成二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极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呐喊。他积极联系当时的社会名流严复、孙毓筠等六人成立“筹安会”，失败后避难天津租界。

1922年，杨度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他利用自己与北洋军阀各派系有联系的特殊身份，为南方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8年，杨度加入郭沫若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捐款抚养中共烈士的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1929年秋，因为对党的坚定忠诚，对党的事业的无私付出，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2年，57岁的杨度身染重病，在交完最后一笔党费后，走完了自己曲折坎坷、充满功过毁誉的一生。

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

——摘编自廉晓红《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各国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便更加激烈，而此时的中国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殖民地的对象。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日本逼迫中国签订极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最终知识分子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

——摘编自马冰《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背景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   册礼是最隆重的官员任命方式，册封朝臣分“临轩册授、朝堂册授”，册封外臣有“持节册命”。唐初“立后建嫡，封树屏藩，宠命尊贤，临轩备礼用之。”皇后、太子、亲王与臣下便用相同的临轩册授礼仪，尊卑无隔。册礼使也大多是临时的差使。从唐高宗时，唐朝对册礼进行多次改革。“凡册皇后、太子、太子妃、诸王、公主，并临轩册命，陈设如冬、正之仪。”“拜三师、三公、尚书令、雍州牧、骠骑大将军、都督，在京者诣朝堂受册。”册礼使逐渐成为国家宣册命、行册礼的专项使职。册礼使的尊卑、选派均设有严格的礼制规范。册命对象地位越高，充任册使的官员级别也就越高。与此同时，对边疆民族首领或各部首领的册封，则变化不大。

——摘编自孟宪实《唐代册礼及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