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2 . 材料   1025年3月，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认为西北在国防上是“国之锁钥”，对于这样的国防要地，“我不自谋，人将起而谋我，届时噬脐无及，追悔已迟”……陕甘作为“西北革命发源重地”，理应大力建设。同年，冯玉祥着手订立开发西北计划，动员兵工种树修路，垦辟荒地，举办实业，开渠疏河，设立工厂和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27年3月，冯玉祥又召集陕甘两省专门人才、国联总部代表及相关人员，在临潼召开陕甘两省建设会议，共议决提案项50余条，内容涉及交通、水利、工厂、垦殖等，对开发交通筹划良多，制定了详细的办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社会移风易俗运动，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止缠足，鼓励女子接受学校教育。1930年，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下野，西北军彻底瓦解，西北开发运动夭折。

——摘编自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西北经济开发研究》

材料   从万历初年（1573年）开始，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监察机关，把朝廷政令转发给地方政府，根据事务的缓急程度及路程的距离远近规定相应的处理程序与时间限制，把拟办的公事分门别类进行登记，并按照进度每月办理注销手续。同时，必须另外编制两本文册，一份送六科备案跟踪进度，一份送内阁考查。六科收到文册之后要逐一核查，核查完毕，在下个月陆续完销表明处理完毕。如果查明有公文拖延处理或期满不实的情况，则应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从严查处。若期间有官员不按规定执行，则必须究其责任子以惩处。每月、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总结考核一次，直到所有登记在簿的事件已处理完毕。

——摘编自刘贞孜《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治改革实践论析》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顾诵芬（1930.2.4−），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两院院士，荣获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北上沈阳维修抗美援朝战伤的飞机。

1954年起，他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在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1964年，他开始领导歼8飞机的气动设计工作，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1976年，他开始参与歼81型飞机的设计工作，1985年正式定型。1981年，他又担任歼81飞机的总设计师，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1984年6月，歼81飞机试飞成功，不久投入生产。他被誉为“歼8之父”。1988年起他领导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在国内首次实现不稳定飞机的飞行。1990年起领导高性能远景飞机的概念研究。他要求年轻人才“多读书”，“树立革命理想信念”“心中有国家”“要牢牢记住历史”。

——摘编自吴晓东《顾诵芬：心怀“国之大者”，逐梦蓝天70载》

材料   从1865年起将海关全部收支总账分为海关经费支出账、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账、吨税收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账、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账。所有海关可自行处理的结余，一律存放在指定的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不得截留。1870年又公布了十项有关会计收支的条例。1873年成立了贸易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鸦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为加强海关财务检查，在总税务司之下，专设掌管会计的稽查账目税务司。“该部门税务司总管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地巡视一次，副税务司驻留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海关税收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

——摘编自段晋丽《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建立》等

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非洲当地被征召入伍和自动武装起来的非洲人约有150多万，还有百余万非洲民工在各反法西斯部队中从事修建防御工程、基地、飞机场，战略道路，港口码头以及随军运输装卸等工作。艾森豪成尔曾承认，英美联军在北非的胜利是与北非当地居民对希特勒集团所进行的斗争分不开的。非洲战事结束后，有45万非洲人前往欧洲和亚洲，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战场上同法西斯军队作战，数十万非洲民工在这些地区参加军事工程建筑和后勤运输。

为应对战时需要，西方殖民当局不得不放松对非洲的某些限制，允许乃至鼓励非洲燃料动力等经济部门的扩大，非洲各地的港口和机场建设、铁路和汽车运输甚至人力和骆驼运输都特别兴旺。为解决大量劳力和技术工人的短缺，殖民当局雇佣或强征众多破产农民到矿山、种植园或城市企业劳作。同时；为非洲人开办特设的行业训练班，由此，固定、熟练的工人阶层力量大大增强。随着对宗主国联系的减弱，非洲本土企业家和商人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扩大。

——摘编自顾章义《论二战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崛起》

材料   刘墉（1720～1805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清代政治家。在安徽学政任内，鉴于当地获得贡监生资格的士子多数名不副实，不学无术，且目无法纪横行乡里的情况，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上书朝廷，要求对捐纳贡监生区别对待，由州县地方官和教官共同管理，分工合作。在首任江苏学政期间，他认真校士，勇于革除考试中的各种弊病。进入中央政府之后，乾隆四十七年刘墉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即遇上御史钱沣弹劾和珅的亲信、山东巡抚国泰等人婪索亏空一事，他和和珅、钱沣受命前往查办。由于刘墉积极协助钱沣，终使案情大白，国泰等人受到应有的处分。刘墉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嘉庆九年十二月（1805年1月），刘墉去世，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

---摘编自陈连营《略论刘墉》

材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南斯拉夫联邦一分为五，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是其中之一，简称“南联盟”。由于利益分割的现实矛盾以及原本存在的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1997年以后，科索沃地区不断发生旨在分裂的武装冲突事件，南联盟坚称对科索沃地区拥有主权，采取强硬镇压措施。基于巴尔干半岛重要战略地位的考虑，和图谋借机排除被其视为异己的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的需要，1998年底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开始介入，进而发动科索沃战争，迫使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1999年6月10日战争结束。战后，俄罗斯彻底被挤出了在东欧的原有势力圈。继科索沃战争后，北约将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先发制人提升至战略层面，不断突破联合国安全底线，挑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进一步沦为进攻性军事集团，为服务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

——摘编自王则静《北约为何成为世界动荡之源》等

材料 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南朝梁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沈约在兼采众家关于《宋书》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制成新史。他删改因本朝人写本朝事而造成的曲笔讳饰；在史料的取舍上趋于客观，力求对于刘宋历史的撰写达于“实录”；同时补撰了自永光以来14年间的史事，从而使得刘宋一代之史臻于完备。他开创了“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此外，沈约还在《宋书》之中，灌注了他对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地位升降、佛教在南朝的传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张力、南北民族矛盾与融合等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

——摘自张峰：《“名亚迁董”：沈约历史著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