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范文澜（1893年-1969年），浙江绍兴人，自小精读四书五经等古典著作，大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的国学研究训练。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对范文澜的触动很深，开始由不问世事的学者转变为革命者，把个人的学术生涯逐渐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在革命活动中，范文澜深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长期关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指出中国的历史“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他肯定了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历史事件，同时他又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教条化。

——摘编自林绪武《范文澜中国通史研究的风格》

2 . 材料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乡一个偏僻的山村。在伯父的厚爱和良师的指点下，杨度刻苦攻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打下了扎实的儒学根基。1893年，18岁的杨度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成名，考中举人。

在1894年冬季会试中，甲午战败的噩耗传来，……杨度与湖南在京举人一道积极参与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条约，整军经武。

1902年和1903年，杨度两次东渡日本负笈求学。杨度目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便呈现出的繁荣富强的景象，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提出要把清政府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政府的体制。

1913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聘请杨度为顾问，任职参政院，1915年，杨度写成二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极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呐喊。他积极联系当时的社会名流严复、孙毓筠等六人成立“筹安会”，失败后避难天津租界。

1922年，杨度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他利用自己与北洋军阀各派系有联系的特殊身份，为南方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8年，杨度加入郭沫若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捐款抚养中共烈士的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1929年秋，因为对党的坚定忠诚，对党的事业的无私付出，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2年，57岁的杨度身染重病，在交完最后一笔党费后，走完了自己曲折坎坷、充满功过毁誉的一生。

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

——摘编自廉晓红《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材料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就军事扩张问题作了秘密报告。其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作会议记录，五天后又将原始记录整理成备忘录，史称“霍赫巴赫备忘录”。希特勒在会上强调，“德国的未来，将取决于能不能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罗马帝国和英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只能用粉碎抵抗和大量毛线来实现扩张”，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扩张的步骤是什么？根据他的发言和指令，可以概括成“先大陆、后海洋”的三部曲：首先建立一个囊括中欧的“大德意志”，主要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兰的但泽走廊；其次打败法国，消灭苏联，夺取欧洲大陆的霸权；第三，向海外发展，战胜英美，称雄全球。在实施扩张的计划时“必须考虑到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他们是不会容忍屹立于中欧的德国巨人的”。因此夺取捷、奥两国，也是为了排除对抗英法时的侧翼威胁。希特勒认为实施扩张的时间，“最迟在1943-1945年”，如果法国发生内讧或者卷入同另一个国家的战争，则必须提前行动。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

材料   李靖（570—649）唐初名将，军事家。隋末任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曾谋告发太原留守李渊有反隋意图。李渊入长安时被擒，李世民力敕得释，召为幕府。620年从世民攻王世充，621年，从赵郡王孝恭平定割据江陵的萧铣。后受命安抚岭南，得州96，户60余万。623年，以副元帅佐孝恭镇压江淮起义军。625年为行军总管，率兵击退进犯太原的突厥。太宗即位，李靖历任刑部、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629年与李绩分道出击东突厥，擒颉利可汗，北方安定，以功进封代国公，任尚书右仆射。634年主动请缨西征，任西海道大总管，次年平定吐谷浑。还朝后长期养病家居，不见宾客。637年改封卫国公。649年病逝，终年79岁。李靖一生战功赫赫，用兵灵活，著有《李靖兵法》，对兵学推陈出新作出了贡献。

——摘编自黄强《唐代开国名将李靖》

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非洲当地被征召入伍和自动武装起来的非洲人约有150多万，还有百余万非洲民工在各反法西斯部队中从事修建防御工程、基地、飞机场，战略道路，港口码头以及随军运输装卸等工作。艾森豪成尔曾承认，英美联军在北非的胜利是与北非当地居民对希特勒集团所进行的斗争分不开的。非洲战事结束后，有45万非洲人前往欧洲和亚洲，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战场上同法西斯军队作战，数十万非洲民工在这些地区参加军事工程建筑和后勤运输。

为应对战时需要，西方殖民当局不得不放松对非洲的某些限制，允许乃至鼓励非洲燃料动力等经济部门的扩大，非洲各地的港口和机场建设、铁路和汽车运输甚至人力和骆驼运输都特别兴旺。为解决大量劳力和技术工人的短缺，殖民当局雇佣或强征众多破产农民到矿山、种植园或城市企业劳作。同时；为非洲人开办特设的行业训练班，由此，固定、熟练的工人阶层力量大大增强。随着对宗主国联系的减弱，非洲本土企业家和商人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扩大。

——摘编自顾章义《论二战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崛起》

材料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宣称“毁灭波兰是我们的第一号任务”。2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属秘密议定书》中规定：“在一旦波兰国家所属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两国利益范围将大体上以比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9月1日，德国以“闪击战”突袭波兰。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但未按照盟约从空中和陆上发动攻势以缓解波兰所受到的致命打击。9月17日，苏军入侵波兰。10月6日，英法拒绝希特勒提出的和平建议，声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宣称恢复战前的波兰国家是他们进行战争的目的。同时，英法支持成立了以资产阶级温和派为主的波兰流亡政府，在波兰侨民中组建了武装力量，参加了保卫法英的战斗。法国沦亡后，波兰流亡政府迁到伦敦。

——摘编自程人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波兰问题》

材料 陆元九，我国著名自动控制、陀螺及惯性导航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陆元九成为赴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被分配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后，获得仪器学专业的科学博士学位，白于中美关系恶化，未能立即回到中国而滞留海外。直到1955年，中美达成了协议，用战争中的美国俘虏换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1956年，经过一系列波折后，陆元九转道日本，途经菲律宾，冲破重重险阻最终返回国内。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了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中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1978年后，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中国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建所初期，陆元九组织了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学习和外语学习，并亲自讲授英语和专业课程。陆元九为我国航天事业奉献了一辈子，并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控制研究和惯性技术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培养了一大批航天领军人才。

——摘编自肖欢欢《广州日报》

材料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

材料 桂林（当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会）于1949年11月22日解放，30日桂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告知全体市民：桂林市军管会在军管期间是全市最高权力机关。其后，各地军管会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城市接收与管理、党政建设、社会改造、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具体工作。1949年12月17日，桂林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1952年，广西5个市都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有：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代表由负责人担任，各机关、部队、党派、团体的代表由本单位选派，各界人士的代表由市军管会、市政府和协商委员会商定。各界代表在会议中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参政议政热情高涨。1953年7月，南宁市试行普选，全市选举人口184733人，选民112666人，参选人数占选民的93%。至此，人民代表会议正式被人民代表大会所取代。

——摘编自廖胜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城市民主建政的初步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