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张伯伦抱怨说：“在当前欧洲有两个脾气暴烈的独裁者这种情况下，我们简直经不起同日本进行争吵”。同时他还认为日本不仅可以作为反苏的突击力量，而且可以作为英国在远东牵制美国力量的平衡器。英国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宣扬日本的军事威力，直言日本能够迅速征服中国。英国军队主动从华北和长江流域撤出，把自己所占据的地盘腾出来让给日军，日军很快占领中国的大片领土。1938年，日本20.19%的进口物资来自英国。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奔走于日本侵略军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积极进行劝降活动，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英国的劝降阴谋才没有得逞。中国先后于1937年9月和1938年9月，两次向国联提出申诉，控告日本侵略中国，要求国联对日本实行制裁，英国操纵国联，否决中国要求对日本实行制裁的提案。日本占领广州后，中国与外界的水上交通已基本上被日本封锁，英国开始在缅旬公路上加以阻挠，切断中国从陆上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线，阻止外国货物运进中国，企图迫使中国屈服。英国还大谈中国军事力量的软弱，鼓吹中国难能抵挡住日本的侵略，散痪中国人民的斗志，以免影响英国在印度、缅甸及其他附属国的殖民统治。如果英国不压制中国的抗日斗争，日本不敢贸然扩大侵华战争，更不敢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

——摘编自杨湘海《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材料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