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295年，为应付苏格兰、威尔士及法国之间的战争，爱德华一世召集大会议，以寻求足够的政治和财政支持。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涵盖了英国国内的各个阶层，包括高级教士、男爵、伯爵及各郡和自由市的地方代表。此后，召集各界代表出席大会议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大会议也完成向议会的转变，此次会议也被人们称为“模范议会”。本次会议的召开也意味着议会课税权的初步确立，即未经议会批准，国王不得征税。

材料二   英法百年战争开始后，英国的王室财政很快被消耗殆尽，被迫开始大量借款。1340年4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国王及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爱德华三世的财政危机得以解决。第一，上、下两院共同向国王授予协助金税款，征税方案则采用上议院最初提出的办法，即针对全国臣民的玉米、羊毛和羊羔，就其价值征收1/10的税款；第二，作为回报，国王接受下议院的请愿要求，同意成立管理王室收入的专门委员会，并授权议会起草相关的法律。该法律的目的就是控制国王财政收入的支出。该法第3条规定，国王的所有收入，包括税收、关税、婚姻税及国王回收土地等，应该由议会指定的贵族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管理，以备应付战争时期的国王财政需要，而非挪作他用。由此，议会课税权得到第一次完善，即明确了议会课税权的具体主体是上议院和下议院。

材料三   光荣革命之于英国财税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恢复议会课税权及树立议会课税权权威两个方面。一方面，光荣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使得议会得以恢复固有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就包括议会课税权，亦即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税。而这一内容就体现在《权利法案》第4条中。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光荣革命的胜利，使得上述恢复的议会课税权，不会再遭到诸如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那样的亵渎和破坏了。此时的议会课税权，已经具有了更高的权威性。

——以上材料摘引自任超《英国财税法史研究：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

材料一   至迟在汉武帝时期，汉代就已设立掌管民间俗乐的“乐府令”。根据《汉书. 艺文志》:“自孝武设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 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贵族、文人的创作，并加以分类编排予以演唱。从数量来看，仅仅是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巳著录28家314篇。东汉乐府史籍不载，当也不在少数。从作者看，汉乐府包括贵族创作、文人创作和民歌三个部分。贵族和文人创作多是歌功颂德，文学价值不高，两汉乐府的精华在民歌。

——摘编自罗宗强、陈宏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材料二   1937-1945年期间，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涌进了文艺领域,根据地的文学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起了积极作用。1942 年之后，根据地的文学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大放异彩，佳作迭出。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其中的佳作.

——摘编自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例如《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以改革创新为主题的改革文学;以贾平凹《高兴》为代表的关于农民工进城的文学书写。而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则设计了一个以世界、全球化为叙述空间背景的新故事.新时期文学在不断向外开放、学习各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同时，发起了“寻根文学” 的文学思潮，来重建当代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血脉关系，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滋养。

——摘编 自张丽军《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四十年》

材料   1928年8月27日，英、法等国代表签订《巴黎条约》（即《非战条约》）。同一天，美国向18国国家发出了邀请，建议加入公约。中国南京政府代表于1928年11月27日在华盛顿签字加入该条约。1928年4月至8月期间，苏联对美、法未邀请苏联参加签署非战公约表示不满，一方面表明苏联愿意加入公约，另一方面谜责把苏联排除在外。苏联要求加入公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和扩大苏联的国际联系与合作。苏联最终于9月5日正式签字加入公约。但苏联对公约提出保留，苏联的保留为：“公约的最先参加国在外交文书往来中提出的保留对苏联没有约束力”。此外，“苏联政府认为不但是宣布战争，而且连由任何国家已开始的一切实际军事行动，不管这些行动有如何辩白理由，均应视为破坏公约的行为”，先后有60多个国家加入非战公约。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