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约里奥·居里（法国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在发言中热烈地向伟大的中国、英雄的朝鲜人民、伊朗、埃及以及其他为争取和平而顽强奋斗的人民的代表们致贺。约里奥·居里强调说：我们必须遵循下列三个最重要的原则：

（一）不同的制度和平共存是完全可能的。

（二）一切分歧都能够而且必须用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三）一个国家不应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

我们必须揭露战争贩子及他们干涉别国内政的策略。干涉别国内政尤其是美国的政策的特点，美国以所谓“援助”为藉口来干涉各国的内政。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运动，使战争贩子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愿望来维持和平。

和平是能够保持的，维持和平的方法之一就是裁减军备并停止扩张军备运动。

千百万人民都已表示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其他种类具有大批杀伤的武器也同样必须禁止。

我们已经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许多国际团体或一国性的团体建立了联系，这对争取和平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大会不久就要在巴黎举行第六届大会，我们一定要让大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约里奥·居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节选（原载《人民日报》19 51年11月2日）

材料   董必武（1886-1975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4年，他东渡日本，在私立大学法律科学习，接受了比较全面的西方法律制度和学说的教育。192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回国后，董必武到中央苏区领导司法工作，查办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案件。1948年9月，他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此期间，领导制定颁布了200多项法令、法规、训令、通则等，在新生政权依法行政方面做了诸多开创性的尝试。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法委员会主任，参与1954年《宪法》的起草工作。同时他还致函政务院并转毛泽东主席，提出筹备建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请示学校校务委员会的任命名单，最终政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1956年，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董必武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

——摘编自王均伟《董必武法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启示》

材料   章太炎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对医学感兴趣。甲午战争惨败后，章太炎在医国医民问题上，决定选择先医国病。

章太炎先后参加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1913年，参加讨袁活动；1917年他又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革命”。近二十年的革命、流亡、坐牢、失败，使章太炎健康日衰。1920年，他两次患病，几经反复后终于治愈。从此勤研医学，从医国转重医人。他广泛涉猎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兼容中西之說，融今贯通，先后著成《论肺炎治法》《霍乱论治》等，有力地影响了中国医学界。章太炎精通国学，希望借国学以强国。

他以国学中的人物事迹激励国人，并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

——据赵永金《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材料   赵佗（约前240年－前137年），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人。原为秦朝将领，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后任南海龙川县令时，赵佗迁徙大量中原华夏军民到岭南地区与南越人杂居。秦亡后，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汉十一年，南越国臣服汉朝，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赵佗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实施“和辑百越”政策，任用越人首领吕嘉，使其官至丞相，吕嘉“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赵佗对汉称臣以来，不断“使人朝请”，历文、景、武三朝，汉越间的和好关系得以长期维护和巩固。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   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先后任职江宁县、开封府等地。苏颂自奉节俭，勤奋好学，富有创造精神，主持建造了水运仪象台，并将其设计原理、图样及图样的文字说明汇集成书，撰成《新仪象法要》一书，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最完整、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天文机械及其图样的专著。在医学方面，苏颂一向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治学精神认真，他深入实际，重视药物与环境、气候、土地的关系，编著了驰名后世的《本草图经》。苏颂依据朝廷诏令，在编撰《本草图经》过程中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全国药物大普查和药典总校勘，利用新的印刷技术对濒于失散的医药手抄本和早期木刻本加以翻印、出版，使一些医药书籍得以留传。

——摘编自刘青泉《苏颂科学活动与学术思想探究》等

材料   马恒昌，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著名班组——马恒昌小组创始人。1948 年小组初创，他带领组员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支前军工生产任务的完成，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他带领小组倡议开展了 "迎接红五月" 劳动竞赛，带头捐献器材，使工厂迅速恢复生产。他在小组首创了民主管理制度，调动了组员的积极性，工效不断提高。抗美援朝时期，他领导小组向全国发出倡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被称为"马恒昌小组运动"。1956 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社会经济建设时期，马恒昌小组大兴技术革新，千方百计提高产量和质量，小组生产纪录不断刷新。"一五"计划期间，小组用 5年时间完成了14 年的工作量，又一次成为全国工业战线学习的榜样。1956—1958 年，小组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连续七次主动降低工时定额。六十年代初，马恒昌小组为国家渡过暂时困难做出了贡献。

——据徐亚娟、刘东泽《马恒昌精神代代相传》

材料   安史之乱冲击了公私兼营的盐业宽松政策，导致“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之后，朝廷采用食盐专卖法筹集到了军费，但机构臃肿、管理成本增加、官吏假公济私等弊端凸显。760年刘晏出任盐铁转运使，实施新的榷盐法：鼓励民间盐业生产并加强监管；采取“借商销盐”之法，允许盐商参与食盐销售，将盐政官员从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精简盐政机构，建立独立的盐业产销系统；创行常平盐制，“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新法实施后不久，“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盐税也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刘晏盐法改革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商业竞争机制，这对后世有借鉴意义。

——据刘玉峰《唐朝刘晏盐法改革评议》等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根据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指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陈云始终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务必要综合平衡，他系统地论述了搞好综合平衡的具体措施与工作的开展原则，并强调“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一步一个脚印，避免浪费，协调经济，从而实现真正的平衡。”陈云认为，经济建设最终是要为整体社会服务的，“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陈云早在建国初就提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应占据重要位置的思想，新时期他对于市场与计划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其国家市场经济思想由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陈云与邓小平共同支持并领导了针对旧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后形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摘编自陈伟等《对于陈云主要经济思想的再认识》

9 . 材料   魏征（580~643年），唐朝名相，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提出许多治国良策，为贞观盛世局面的开创作出杰出贡献。魏征以隋亡为鉴，强调治国不可失其道，统治者只有与百姓“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并“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天下方可归于纯朴。贞观六年，魏征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认为统治者只有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才能使国家绵延长久。贞观十年，他上疏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天下无二心，德礼行则远人斯格。”继而向唐太宗进言：“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征十分重视官吏的选拔和任用，认为“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

——摘编自孙中信《魏征以德治国之道》

朱光潜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和法国，他接受了现代西方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回国后便开始用西方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诠释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而在抗战期间，则深入到儒家礼乐文化中，并对礼乐精神进行了更全面的学术定位。朱光潜认为，儒家学术思想里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礼的观念和乐的观念。儒家正是从礼和乐“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建筑起一套伦理学，一套教育学与政治学，甚至于一套宇宙哲学与宗教哲学”。在朱光潜看来，礼的观念和乐的观念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根基。儒家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个人、社会到宇宙并不是一个相互割裂的过程，而是一个同心圆的外推的过程，而整个同心圆则被礼乐照亮。在这里面，朱光潜重视的并非是形式意义上的礼和乐，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礼和乐。他说虽然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等，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等，但括而言之，乐的精神就是一个和，礼的精神就是一个序。

——摘编自易冬冬《传统礼乐的美学重构：以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