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王祯（1271年﹣1368年）生活于元朝初期至中期，家乡东平，元初已文人荟萃，其中孟祺任山东西道的劝农副使，也是元初《农桑辑要》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行，对包括王祯在内的东平知识界必然有所影响。王祯任宣州旌德县尹。在任期间，他生活俭朴，曾捐出薪俸兴修当地的学校、桥梁、道路，教农民种植树艺，施舍医药给有病的穷苦人。由于王祯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颇有好评，人们称他“惠民有为”。他立志编写一部《农书》，《农书•自序》开头就说：“农，天下之大本也。”王祯重视对新发明的农器和生产技术的搜集。在《农书》中，他从实用目的出发，着意比较南北方的农具、耕作和蚕桑方法等的优劣，加以介绍，交流推广。《农书》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和江南水田农业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收有插图共三百零六幅，把农具列为综合性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王祯开始的，此后的农书和其他书籍所记述的图绘农具多以此为范本。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明代驿递是官方的主要交通制度，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夫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分摊给就近的劳动人民。明初驿站有严格规定，非有军务和国家大事，不得发给勘合（印信）乘驿。这些章程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相赠。官员住在驿站，百般需索，捕人掠盗骚扰不已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于万历三年（公元1575）颁发通令，任何官员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领取通行的印信，同时又大力削减驿站的供应，违章擅用驿站官员，严加惩治，概不手软。纵子驰驿的甘肃巡抚侯东莱，太原府的官员，太仆寺的大僚等都因此被纠劾，受到惩罚。从此以后官员们乘舟车、住客店与一般旅行一样，自行负担旅费，多年积弊被扫除了，“小民欢呼歌诵”。

——摘编自《中国古代改革家》

材料：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日本军国主义虽日暮途穷，但仍负隅顽抗，美国原子弹虽然试爆成功，但实战效果尚难预卜，美苏英之间新的纠纷不断出现之际，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了会晤。会议着重讨论了战后世界的安排。对德国和波兰问题，在雅尔塔会议基础上加以具体化。会议还讨论了对日作战问题，苏联重申在欧战结束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7月26日以美中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这次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美英和苏联的分歧和争执也日趋激化。

——摘编自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

材料   忽必烈主持下的元初政治改革主要是附会汉法，以改革旧俗。他建国号曰大元，迁都于燕京。规定元朝的中央行政机构以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军务，御史台掌监察；最高地方行政机构“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关，枢密院和御史台在地方也有各自相应的机构。各级官员任免由朝廷掌握，以蒙古人为正、汉人为副，由蒙古长官掌实权。与此同时，废除造成地方割据倾向的汉族世侯制，但蒙古贵族的份地制仍然保留，仍可以享受份地上的经济利益，也可以任命监官。此外，元世祖还定奉秩、颁俸禄。于是，官有常职，位有常员，食有俸常，“一代之制始备”。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政府的起源和兴起是由于人们德行的软弱无力而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恰当的治理方式，由此也回答了政府的意图和目的，那就是自由和安全。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番英国政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夹杂着一些新的共和政体因素的、并有两种古代暴政的肮脏残余。国王都是一些独夫民贼，而君主制度本身就是罪恶的源泉，英国政府在北美的统治完全是从私利出发的，如果北美人民想要从英王方面取得什么让步，那是虚幻的梦想。可是北美的国土在哪里呢？朋友，找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治着，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各殖民地的会议应每年召开，只应该有一个议长。代表应更加平均，当代表开会时，由全部十三个殖民地抽签抽出一个殖民地，然后由会议从该州代表中投票选出一人为议长。而在下届大陆会议时，只从剩下十二个殖民地中再抽出一个，上届已产生议长的那个殖民地不在抽签之列，以后依此程序进行，直至十三个殖民地统统抽到为止。为了保证所通过的法律都十分正当，可约定不少于五分之三的人数才能称为多数。在这样一个公正地组成的政权之下，谁要是想挑起事端，那一定是投到魔鬼的怀抱里去了。

——摘编自【美】托马斯·潘恩《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