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安德森说，“……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竞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力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材料二 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昊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政务军务紧急时，还可以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赵充国自金城申请军事计划至汉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7天，驿递行速达到每天400公里以上。
——王子今《古代交通与秦汉文明》
材料三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安德森认为中国是“抽象的国家”的理由。根据材料二、概括秦汉王朝加强对“抽象的国家”控制的措施。(2)近代中国人自办电报始于何时何地？根据材料二、三、与古代“驿骑传递”相比，近代电信技术有哪些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你认为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材料一 秦惠文王时就出于巩固疆土及领土扩张的需要开始向巴蜀地区移民。秦灭巴蜀后，“移秦民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因“巴蜀道险”，秦因此多使“有罪迁徙之于蜀汉”。此外，秦始皇还徙六国遗民至巴蜀。汉高祖二年，关中发生严重的饥荒，以至于“米斛万钱，人相食”。刘邦“令民就食蜀汉”，所迁之地以现今成都等土地丰沃之地为主，并募豪民屯田，前来屯田者多为豪民从内地招募而来的农民，也有迫于生计被迫流亡于此的流民。为加强对巴蜀的移民及相关移民事务的管理，汉景帝、武帝时，有关官员选派“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到京师“受业博士”，并兴办官学。
——摘编自邱晴《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移民问题研究》
材料二 明末清初，持续十数年的战乱加之瘟疫造成巴蜀地区“数千里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这不但造成了巴蜀经济文化的萧条，限制并延缓了科技的发展，还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赋税收入。为此，清政府倡导并组织民众移民巴蜀。移民籍贯复杂，以湖广人口为主，所以称之为“湖广填四川”。这些移民迁至巴蜀后，分散至成都、德阳、绵阳、乐山等地区，并在重庆等长江沿线城市形成城市贸易系统，极大地改善了巴蜀地区的经济与环境。
——摘编自张敏《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人口迁徙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移民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与清朝巴蜀地区移民的不同，并简析其共同的影响。
材料 下表为秦国的几种不同规格的道路。
| 种类 | 具体情况 |
| 驰道 | 驰道是从都城咸阳通向全国各主要方向的交通干线。史书对于秦驰道的规格和质量是这样描写的：“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及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 |
| 直道 | 直道是直通抗击匈奴前线九原郡的道路。公元前221年，蒙恬率30万兵马进驻上郡，除北击匈奴、筑长城之外，就是修直道。秦直道所经过的地方多为丘陵、沟壑、沙漠，修筑难度很高。蒙恬当时定下的原则是“堑山堙谷，直通之。” |
| 新道 | 新道顾名思义就是新修的道路，目的是为了征服和经营岭南。因为岭南山川纵横，沟壑交织，再加上开发较晚，没有或少有道路，所以，这条通向岭南的道路称为新道。 |
| 五尺道 | 五尺道是秦朝在西南山区修筑的道路。这类道路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一带。由于山势陡峭，地质复杂，道路无法取直，也不可能修的太宽，仅能容下一辆车马通过，所以取名为“五尺道”。 |
——摘编自《支撑大秦帝国的重大工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朝道路建设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朝道路建设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下面是小灿同学参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之后撰写的研学报告（节选）。
| 研学时间 | 2023年3月27日 |
| 研学地点 | 秦始皇帝陵 |
| 研学体会 | 今天参观了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感受颇深，收获良多。 从史料实证的角度，我认识到兵马俑这样的实物史料，一定程度印证了文献史料对历史的叙述。从历史知识角度，这次研学活动使我想到了课堂上学过的秦始皇巩固统一的主要措施：政治上，建立起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开拓边疆等;经济上，统一度量衡、货币等;交通上，修驰道、直道等;文化上，统一文字，统一思想等。从历史认识角度，大一统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版图覆盖范围的扩大，也在于建立起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国家组织力也更强。同时，大一统也指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高度集中。 |
材料二 茂陵的研学活动引发了小莹同学对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思考，她再次阅读教材，参考相关文献，制作了如下思维导图。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巩固统一的主要措施及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特征。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开拓疆域的主要内容，分析其主要影响。
材料一
秦在西南地区“略通五尺道”，西汉拓修夷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便道上升为官方通道。秦朝“令其君长治之”，西汉设置了益州郡、越巂郡等七郡，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同时，又实行“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等政策。秦汉王朝还陆续迁六国富商大贾于此，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荥经、西昌、昭通等地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到西汉中期，在中原人士心目中巴蜀地区已经不是“檄外蛮夷”。
——摘编自黄磊《南方丝绸之路与秦汉时期西南边疆的国家整合》等
材料二
在西南彝族聚居区，1734年改土归流后开始设立乡里和保甲，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同编入里甲或保甲。清朝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吸纳土司头人协同治理。“耆老”是村寨领袖或宗教头人，在安边缉盗和人口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还大量设置义学，教化少数民族子弟，其彰显的“忠君爱国”思想与少数民族道德礼仪规范得以有机结合。土司成为国家基层治理官员，既提升王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也加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三
邓小平在建国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工作是关系领土完整、政权建设和民心向背的重大事项。邓小平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能要求少数民族首先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取消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少数民族的事应当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
——摘编自陈光军《邓小平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基层治理的措施，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清代西南地区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邓小平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帝制中央集权，内而废封国，以郡县官僚制直辖编户，变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旧状，外而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西汉继续实行编户授田和军功爵奖励耕战，又“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善郡县制，推行五铢钱，凿空西域，使天山南北首次与内地连成一体。汉武帝诏书曰“中国一统”，当是秦汉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基本疆域的郡县制大一统。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材料二 在历代封建王朝和边疆各民族共同经营的基础上，边疆地区经过清代前期的治理和开发，自然凝聚成中国古代疆域。这一时期，清朝的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蕙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在内，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朝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并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扩大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
——摘编自段红云《清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在维护“大一统”方面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代前期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表现，并概述其意义。
材料一：西南地区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与重庆市全部，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交通道路是将西南地区不同地理单元与民族连为一体的纽带。秦始皇时期将军常颇开通五尺道，自成都通往云南昭通、曲靖，汉武帝时期唐蒙整修扩建。另一条川滇道为灵关道，从成都通往洱海。汉武帝时期，唐蒙出使夜郎，夜郎归附，设置犍为郡。唐蒙自僰道将路伸延至牂牁河沿岸，打通了川、滇、黔、桂数省的古代交通道路。朝廷相继在西南设置郡一级行政机构，考古学者在昆明发掘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发现包括“益州太守章”及益州郡下辖的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虽然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来自汉王朝之令，但其内部管理则以部族为基础。
——据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整理
材料二：西南边疆近代交通起于中法战争之后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意识亦随之觉醒，也使滇越铁路从修筑到之后的运行，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的路权声张及对交通权益维护的问题，并与内地保路运动形成呼应。抗战时期，“自西南局面打破，全国政令统一后，当局锐意发展西南交通，以沟通各省之运输与文化，且为联络巩固国防计，各省交通，亦有早为联络之必要”。为此，亦展开了从公路、驿路、铁路、航空、电话、邮寄等全方位的交通开发，凸显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西南地区的道路建设，成渝、宝成、川黔、滇黔、成昆等重要铁路干线相继建成通车。当代，新技术融合交通发展，高速公路和高铁以及大飞机等交通弥补了被大山阻隔的河海航运，新技术支撑下的新的物流体系形成，使得在深山中的大多数村寨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实现订单试生产和预订服务。
——据陈征平《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中央政府管理西南地区的举措，简述该时期发展西南交通的重要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交通现代化对西南民族地区内地化的牵引作用，并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交通发展迅速的原因。
材料一 “周秦之变”指的是秦朝与西周相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殷周之变”的重要意义已广为人知，但“周秦之变”却未受到同等的重视。其实，“周秦之变”对二千年来中国的现实影响，实在不在“殷周之变”以下。如果说中国文明植根于“殷周之变”，那么，“周秦之变”就给它划定了生存发展的格局，其文化意义也一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顽强地释放出来。
——摘编自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
材料二 近500年共出现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署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将它们宣称拥有的土地分成两半球；明王朝处于“弘治中兴”（1488-1505年），但已经无法在宏观上逆转半个世纪前“土木之变”（1449年）导致的由盛转衰。随着西方文明的全面崛起，其他文明相对衰落已成定局。第二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取整个加拿大，标志着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为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坚实基础。
——摘编自曹冬英《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5一18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秦并六国，统一西戎、百越、西南夷，建立起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最高统治者称皇帝，被认为是天下的主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在统治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促进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统一，扩大了华夏文化的传播，加强了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与交融。汉承秦制，是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处在统一政权治理下的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华夏民族吸收边疆民族成分，发展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民族共同体——汉族，以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华夷一统”观念得到加强。
材料二 宋统一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与北方的辽及后继的金、西北的西夏形成并立之势。宋虽无力恢复汉唐大一统之治，但以华夏正统自居。契丹建立辽朝，统一北方诸族，形成了草原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辽文化。契丹统治者以中华正统自居，将当时的宋、辽政权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继辽而起的金朝是由地处东北的女真人建立的。金灭辽、北宋，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交融。宋室南渡，大批汉人南迁，促进了江南的发展。而女真人南迁契丹、汉地，推动了北方民族的交融发展，并迅速走上了汉化道路。金朝统治者自居中华正统，奉行尊孔崇儒政策，“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在金朝的统治下，女真及北方各族进一步发展，民族交融与中华认同加强。
——摘编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宋时期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秦始皇曾派几十万大军南征岭南，积数年之功，攻破岭南。这些遣戍的秦兵，除去伤亡者以外，基本上都作为守边部队留驻岭南。到秦二世时，又应南海尉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之请，将中原未嫁女或丧夫女子“万五千人”派往岭南，以便与留守士兵组成家庭，繁衍后代。秦始皇在岭南并入帝国版图的同一年，即“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即岭南）……以适遣戍”。这批遣戍的人数大约为50万。汉朝的典章制度多袭秦制，一些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斗中的失败者，也往往被发配到岭南。
——摘编自段塔丽《秦汉王朝开发岭南述论》
材料二 明代祝允明记载，“（广东）惠州壤邻汀赣，奸民实繁”，指的是流民众多。嘉靖年间，永安县（今紫金县）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迁入者多自江西、福建来，也有从潮、惠诸县迁来的。和平县建县时，有自福建来者，操客家音；也有自江西来者，操水源音；由此构成和平县的两大方言。万历年间，博罗县有来自本省的客家人迁入，也有来自闽漳的移民。粤北地区的外地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江西，福建的来自客家人居住之汀州，江西的则是来自毗邻粤北的赣南。以闽汀客家人为主的移民自宋末元初大量迁入以后，形成了广东梅县一带最早的客家人居住区；明代闽汀人和赣南人继续迁入梅县，赣南人遂融入客家人之中。
——摘编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岭南移民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明代岭南移民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