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经济发展到达唐代的顶峰，而南方的经济也出现了崛起势头。至天宝年间（742—756年），江南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北方，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初步具备。当时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尤其是几条海塘的修筑，使海塘内的土地免遭成潮的侵蚀，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并被用来种植庄稼。江南的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准，粮食被大量运往北方。明州及十个新县的设置，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发的大体格局在唐玄宗时已经定型。江南部分州县修筑城墙，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江南的丝绸和金属铸造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张剑光《开元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以苏、松地区为例，农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的棉花及其纺织品。“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湖地区和苏州南部在蚕桑业、丝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产量、品种增加，而且产地日趋扩大。棉作、蚕桑逐渐有了压倒稻作的倾向，使得棉花、蚕桑的丰歉，成为不少农家生计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棉作、蚕桑受市场的制约与日俱增，市镇上即有商人经纪此事。他们并无牙帖牙税负担，确可操纵市价，早晚迥别。棉户、蚕户消费的粮食中部分是从市镇购得的。当地市镇商人从两湖、四川等地购买粮食，运回销售。随着乡居地主纷纷向城居地主的转化，出现了“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的现象。
——摘编自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开元至天宝年间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相比，明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平民妇女是社会中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力量。从事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是历代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健妇把犁锄，禾生陇亩无东西”；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妇则客春捣，夫则客扶犁”。唐朝天宝年间，朝廷一年征收的纺织品绢达740万匹，丝185万吨，麻布1605万端，各地进贡的名贵纺织品有几十种名色之多。这些数量巨大的纺织品，主要是出自劳动妇女之手。唐代各阶层的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饮食原料市场和饮食成品市场，主要经营餐饮、娱乐、家内服务、小商贩等，她们有的沿街或上门贩卖各种货物，尤其是闺阁女子日常所用之物，跨地区长途贩运及经商的经济活动较少。
——摘编自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开始出现，如铁路、银行、海关、电信局、邮电局等，除银行、商店外，照相馆、电话局也陆续招收女职员，甚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吏等，也有以女子充任的职位。1913到1919年间，一系列涉及女子职业教育的法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分培养师资与增设女子中小学两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开“女禁”，公布了《公务员任用条例》，正式取消国家文官考试中的性别限制。胡适认为女子问题的先决，便是要先有经济权力与经济能力；王端麟也指出女子必须能独立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同时，许多妇女逐渐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他们向往西方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在1931年的一项小范围调查中，关于已婚妇女从事家外之业务者，男子赞成的达81.82%，女子赞成的达84.44%。上海21个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的调查显示：妇女和女童共补助家庭总工资的53.3%，男子对家庭的工资补助占46.7%。
——摘编自仪亚敏《民国时期女子就业观与就业实践（1912～1936）》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平民妇女经济活动的特点及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就业实践获得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并说明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女性就业实践对当代女性职业观的启示。
材料一 南北朝时期，门第之风盛极一时，择偶先看门第出身，同等阶层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选择。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等高门大姓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只在圈内通婚，不与庶族通婚。士庶不婚的现象还得到了政权的肯定和支持，甚至平民中的良贱通婚也被禁止。高门大姓如与庶族通婚，在声望与地位上都会遭到打击。与此同时，北朝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却越来越普遍，胡汉之间的婚姻风俗也相互影响。
——摘编自苏冰《魏晋南北朝婚姻文化述要》
材料二 唐代高门大姓衰落，不得不借助科举入仕，从而融入官僚阶层之中。在婚姻上他们不再严格坚守士庶不婚的原则，但在与庶族通婚时往往索取巨额钱财，借此弥补自己在社会声望上的损失。唐代婚姻重财的风气也因此加重，并蔓延到社会下层，“聘财”与“嫁妆”在婚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迄于晚唐，嫁娶论财成为普遍现象，以致贫汉难娶与贫女难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些富商为了攀附权力，往往备以丰厚的嫁妆，希望与新科进士联姻，导致出现了“榜下捉婿”的现象。社会上才子佳人的观念兴起，文人才子成为理想的择偶对象。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婚姻观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北朝时期婚姻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南北朝时期相比，唐代婚姻观念的新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治安稳定,北方流民趋之若鹜。史载：“时百姓遭难……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当时户口隐匿问题十分严重。移民迁入长江、淮河流域，最远迁到闽江、珠江流域。宋朝史学家路振的《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动荡)，衣冠(士族)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南迁移民中不乏中原世家大族和政府官吏,许多官员连同原来治所内的人民一起迁徙过来，受南方政府鼓励在侨置州郡县内继续行使职权。
——摘编自唐克周《中国古代移民问题初探》
材料二 唐代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北方经济地位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数量和空间的变动是连带在一起的。经济重心的南移，促进了人口向南移动，反过来说，人口向江南迁移，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迁移加速了边远地区的开发，但他们这种开发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所以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唐后期较之唐前期，文人逐渐向南方移动，南方文学家逐渐增多。比如，诗人在浙西、婺、衢、皖南之宜州、池州和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相继涌现。
——摘编自任宏国《唐代人口迁移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民南迁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人口南迁对南方的影响。
识宝传说是中国口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这类传说内容的核心在于有人能从凡常之物中鉴识出罕见的奇珍异宝。
材料一 识宝传说在唐代非常繁荣。这类传说中，故事经常发生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宝物的持有者多为官僚、富豪，至少是书生之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识宝者”往往是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等，他们慧眼如炬，识出了“传国宝珠”“破山剑”等价值连城的珠玉珍玩，还不惜重金买宝。
——摘编自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代以来，北方流行大量的“南方人”盗宝、“江西人”憋宝、“徽州商人”夺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识宝人凭着自己的机灵甚至欺诈手段聚敛财富。讲述这些故事的北方人背后，无疑是异乡与本地、中心与边缘、对“本业”与“末业”认知差异的折射。这些故事中的宝物，大都是北方农村中本就存在但并不显眼的用物，如山西某地“水脉”幻化的顽石、庇佑河北抚宁风调雨顺的“金马驹”等。
——摘编自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识宝传说的繁荣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两个角度概括识宝传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明朝时代背景分别进行分析。
材料 在汉代文物中骆驼并不多见，在其形象塑造上没有变化多样的姿态，也与真实情况差距很大，蹄子与马蹄无异，且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北魏是表现骆驼形象的第一个高潮，骆驼载货、特别是驮载丝绸成为极富特征的造型。到了唐代，以骆驼为题材的塑像、绘画剧增，且大量出现在不是骆驼产地的中原地区；在骆驼形象的塑造上，很多陶塑抓住了骆驼习性中精彩的瞬间，充满动感，极为传神；很多则不再是简单的形象再现，它们或大步行走，或引颈长啸，像是与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进行抗争，渗透着对现实生活的歌颂和向往。这一时期骆驼载货的造型更为流行，驮载货物的品类也更多，并且胡人牵骆驼、胡人骑骆驼的搭配造型在骆驼陶俑创作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摘编自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唐文物中骆驼形象的变化进行阐释。（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到南朝时期广州作为口岸城市崛起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在中唐到南宋，是泉州的快速发展时期，留存有大量的文化遗迹，图中所示为建于宋代的姑嫂塔、摩尼教遗址、清真寺三个建筑。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之际泉州快速发展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遗址对于泉州海外贸易研究的史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