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到唐代中后期，明州（宁波）的海外贸易已有很大发展，最初与日本通商。早期日本与唐朝交往有南北两条线路，南路又分为南北两线（如图所示）。8世纪后期开辟的“南路北线”路程较短，遇到顺风，从日本到中国只需要8天的时间。
北宋建立以后，将海外贸易的收益视作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明州是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造船基地。1078年，明州曾修造了两艘被当时人称为“万斛船”的巨舰。宋代明州港与日本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日本船舶从镰仓港出发“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来到明州出售货物。据记载，北宋时期中国商船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次数达70余次。当时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也很密切。1168年，日本僧人千光法师渡海前来明州，从日本运来巨型木材，帮助修建天童寺千佛阁，留下了一段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
——整理自曲金良《古港春秋》
材料二：互市之法，自汉通南粤始，其后历代皆尝行之，至宋置市舶司于浙、广之地，以通诸蕃货易，则其制为益详矣。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今嘉兴海盐）……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整理自［明］宋濂：《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材料三：鸦片战争以后，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由于长江水道有巨大的内陆腹地加上外国洋行的集聚，上海港很快超越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宁波港的一些大宗贸易也转移到了上海港。1862年沪甬航线的开辟，宁波的对外贸易大多是通过上海港进行，直接与国外贸易的情况很少，宁波港在五口通商以后由直接对外贸易转向以国内贸易为主了。
——盖广生《中国海洋符号》
(1)根据材料一，概述宋代明州与日本贸易频繁的原因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朝市舶司主管外贸“益详”的表现。结合材料二和所学，指出当时中外贸易的主要进出口商品。
(3)根据材料三，说明鸦片战争后宁波港贸易重心的变化及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