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致力实行包括政治、文化、思想、民族在内的真正“大一统”。对“大一统”理论体系的构建，董仲舒可谓居功至伟，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司马迁的《史记》中也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注重华夏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有了理论依据后，汉武帝就以实际行动外事四夷。
——摘编自邹国力李禹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材料二 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威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汉武帝泰山封禅)泰山石刻文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大一统”理论体系的内涵并简述汉武帝“外事四夷”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外事四夷”的影响。
材料一 董仲舒借鉴了墨学“天志”思想和阴阳五行思想及老子“无为论”，对法家学说的吸取，主要表现为对君尊臣卑等专制思想的肯定。但新儒学严格遵循早期儒家的基本原则，对儒家核心思想“仁义”，董仲舒不遗余力的鼓吹和宣扬。两汉儒学的“新”是在实践上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的最大需要，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指导原则。
——摘编自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材料二 新儒家思想产生于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式批判的回应。“五四”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农村是一个“对内和谐”“对外自治”的社会，并不存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中国传统社会是“职业分途”，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互相流转。梁漱溟始终坚信“中国的路，孔家的路"必将发扬光大。熊十力认为西方近代文化固多可取之处，但不能以之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更不能“全盘西化”，应将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之上，方能革新民族文化并有所创造。
——摘编自黄昊《争鸣与契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和道德价值，对于塑造核心价值观和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刘衍峰、蔡苗《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儒学较先秦儒学所具有的新特点及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新儒家思想与汉代以来传统儒家思想的不同，并分析民国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则材料所蕴含的思想给我们留下的共同精神财富。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教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受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教育逐渐走向没落。流散在四方的王官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知识。而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枷锁的自由民，又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二者的结合加速了“学在四夷”格局的形成。此外，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摘编自张传燧朱璋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至成帝末年，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员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文教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文教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 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夺得天下，想继续以法家思想治理天下却失败了。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则崇尚黄老思想而休养生息，但用来打天下的法家思想并不适合长治久安，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儒家-不是通过战争和强力取胜来“选择”，而是通过对和平与道德的愿景来选择。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在政治上的“独尊儒术”；二是提出按德性和学问的标准建立常规和制度化的察举。这上述两点也就是“汉制”有别于“秦制”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何怀宏《周文与汉制：传统中国的道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朝相比，汉代治国思想和制度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治国思想和制度变化的意义。
材料一 两汉时期，无论是官办的中央、地方各级学校，还是个人招收门徒的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方面不断发展，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东汉时，私学达四十余家之多，其中弟子千人以上者十三家，万人以上者二家。《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摘编自郭炳洁《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前期的书院多为私学，至南宋前期，杨时、胡安国等理学大儒倚重书院讲学，传播学派思想。南宋中期是理学书院兴盛时期，书院兴建的数量多，影响范围广泛，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完善。南宋后期，理学书院教育模式被官方采纳，书院多被纳入官办地方教育组成部分，书院教师也多由朝廷选派正式官员担任。此外，宋代书院还创立了书院会讲制度，这是宋代书院的重要创新，大大活跃了书院的学术空气。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学校教育呈现繁荣景象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征。
材料一 《淮南子》对孔子形象有相当程度的转化和建构，主要有三种倾向：褒扬孔子、批评孔子和改造孔子。褒扬的较多，批评的较少，改造的目的则是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淮南子》的孔子形象，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同西汉初期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通过对比《淮南子》与先秦诸子的孔子形象，发现他们有同有异，其中展示了学术思想从百家争鸣到融合会通的趋势。
——摘编自秦晓《转化与建构：<淮南子>中的孔子形象》
材料二 《史纪》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世家三十篇。可立为世家者，皆是能够辅助君主之臣。孔子尝于鲁国出仕，但未为周臣，然其匡正乱世之心，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当属辅弼股肱之臣。置孔子于世家，在其整理旧籍，使后世学者能有所宗。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然其世系井然，至汉尤存，传十余世，代有贤哲，故为世家。
——摘编自潘铭基《论司马迁对孔子生平之考证》
(1)据材料一，指出学术思想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的理由。
(2)据材料二，概括司马迁将孔子列为“世家”的依据，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圣化”孔子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之，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务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竞争-机遇-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儒学呈现出的新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独特“机遇”。
材料一 虢国墓地多选在依山傍水的高平之地，背山而河，远山遥树，视野开阔。墓地多实行族葬制(聚族而葬的埋葬制度)。墓区坐落有致，界限分明，一条界沟将国君与其他贵族、平民分开。墓室大致分为六等，第一等均为国君墓，墓穴深度在11米以上，出土精美文物在3000件以上，有青铜礼乐器、鼎、兵器、玉面罩、玉配件等；第二等均为太子墓，墓穴深10米以上，出土文物近千件，其中列鼎7件，无配鼎，有青铜礼乐器。 ……第六等墓穴埋藏浅，陪葬品很少，无青铜铜器。虢国墓地的发现，为周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西周考古史上的空白。
——摘编自齐斌《从虢国墓地谈西周时期丧葬特点与社会关系》
材料二 汉武帝之孙刘贺墓中出土各类文物达一万余件，真实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豪奢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出土黄金数量突破400件，总重量在115公斤以上。其中四件金饼上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酎金：汉代诸侯献给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贡金)一斤”。出土的五铢钱总数约200万枚。在东藏椁内，出土了铜籍田鼎和铜籍田灯各一件(籍田：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意在“祈年”和“劝农)。在出土竹简中，发现了《论语》《易经》《礼记》等多种儒家经典。另外，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孔子像。
——摘编自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周虢国墓葬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刘贺墓反映的时代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说明墓葬考古的价值。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贤良对策,以“改制”问题,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董仲舒通过诉诸春秋公羊学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建议汉武帝适时“更化”。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全部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基础之.上。董仲舒将“五德终始”的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三统”“三世”说,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和社会演化。他继续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最终得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重新诠释春秋公羊学中的“通三统”“张三世”,托春秋公羊学之“古”,改清王朝之制。康有为认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人类进化，皆有定……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盖为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说“太平之治”是“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大义的第一义”。这样,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理论依据的、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到了康有为手里反而变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改制”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改制”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