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开始的时候，西欧城市都相对弱小，领主无论强弱基本都可以维持封建庇护关系；当8—10世纪封建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工商业逐渐复兴和繁荣时，各地城市快速兴起并且实力不断增强。到11世纪，不少城市的实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一些领主。意大利的城市首先通过和平赎买和武装斗争等方式获得了自治权，一些领主颁发特许状赋予城市一定的（或完全的）自治权，从而消减市民对领主的抗争，并减少了连年战斗给城市及其商贸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一些城市兴办大学，有些城市富商还出钱出人支持王权及国家统一大业。

——摘编自陈兆旺《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材料二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最早组织远航和殖民侵略的国家。它们在15世纪末完成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把开辟新的航路同开拓疆土以及扩张基督教结合起来，作为扩大收入来源的良机；长期的战争使两国都涌现了一批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事贵族，其热衷于军事和殖民活动；西葡两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又比较发达，一些港湾是意大利和尼德兰之间航路的中转站，热那亚许多水手就迁居到葡萄牙。

——摘编自王觉非《欧洲五百年史》

之所以把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日耳曼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等在西欧纷争不断，将之前建立在罗马帝国基础上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毁于一旦。同时绝大多数的罗马知识分子随着帝国的消失而被消灭，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宗教神学的意识形态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欧洲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都陷入停滞。

——阿德里安·阿姆斯特朗《不同画面的中世纪》

材料一:教化一词意指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政教风化和教育感化。传统教化不同于当代道德教育,其作为法律中重要的一部分,源生于道德,升华于法律,在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秩序的古代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律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之中，从社会法学派的角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的本质代表着所在社会的本质。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孔子关于教化法思想的学说创立于春秋时代,却成就于中国的千秋万代。反观这一现象,可看出孔子的教化法思想不仅代表了春秋时代的社会属性,更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存的本质规律。

——摘编自乔冠文《孔子教化的法思想价值探析》

材料二:由于外族的入侵和自身的腐朽堕落，罗马帝国后期国力极其衰落,帝国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开始违背其制定的法律。这时,教会经常起到维护法律的作用。

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权力服从法律”的思想体现了基督教对法律的极度重视。为了保持教会的独立,就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法律理成章地成为规约王权最有效且最有力的“杀手铜”。

随着日耳曼族的大举入侵,当他们用野蛮的手段毁灭古罗马文明的时候,基督教会则以一个捍卫者的身份出现，把残留的古罗马法治思想的火种保留了下来。罗素说:“公元6世纪及以后几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文明的普遍衰落,在这期间,古罗马所残留的一些文化主要借教会得以保存....教会的诸组织创造了一种稳固的体制,后来,使学术和文化在其中得到复兴。”正是这些罗马法及其法治理念的保留,才有了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和人们对法律和正义的不断呼声。

——摘编自靳浩辉《儒家的礼治传统与基督教的法治传统之比较》

材料一   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签订《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化，基督教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世俗君主多借助教会为自己的“君权神授”正名。教会的财富与田产日益增多，并执着于形形色色的朝圣教堂、圣物与图像，以期获得更多资助；人们也欲通过朝圣、购买赎罪券等方式追求拯救。在世俗社会越来越虔诚的同时，神圣领域却越来越世俗。10~12世纪，克吕尼改革和西多会改革开始清除教会中出现的䰞卖圣职、教士结婚等腐化现象，扭转由其导致的不良社会风气；西方修院制也开始从“避世”转向“入世”。至11~12世纪，精通法学的诸位教宗在政教冲突中把持了发言权，教会逐渐从对一套精神秩序的要求转变成为对法律权限的要求，西欧开始朝向一个由教宗领导的“基督教国家联合体”的方向前进。

——摘编自杨华明《试析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内在张力》

材料二   在中世纪晚期，教会的腐败和道德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教会权威的怀疑。神学家们认为出售赎罪券背离了真正的基督宗教信仰，并强调“罪”只能通过正确的意志才能得到赦免。与此同时，神学家也越来越强调王权源自社会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将教宗排除在上帝与王权之外。国王推行相同的语言、文化和法律来加强国家的统一，逐渐使国王成为人民的象征和领导者。由于教会的长期存在和强大，直接遏制了西欧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逐渐形成神圣和世俗相分离而不可互相干涉的局面。

——摘编自黄志鹏《欧洲中世纪教权与王权关系的演变及其意义》

材料一   在西欧中世纪，教士和修道士的布道是一种重要的对民众直接进行神学指导的方式，是指教士以传道人的身份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中世纪的布道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注话题、神学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教俗人士的评论等。13世纪出现了极为普遍的所谓“针对性布道”，将听众分为“妇女”“教士“和“市民”等等，布道时耍兼顾听众的兴趣及时调整内容。通过戏剧来灌输信仰也是对民众进行基督教化的一种重要路径。戏剧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对《圣经》中的多种阐释进行了解和认识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以说教为目的，强调人对神的依赖以及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剧、神秘剧等戏剧。此外，基督教会还利用寓意故事来进行基督教化的伦理道德说教。这些教化方式使得道德教化在民众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普及，其过程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渗透性，这些活动促进了基督教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

——摘编自邹丽霞《<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

材料二   宋代，社会风俗的教化与规范呈现出新的面貌。如宋真宗率百官亲赴曲阜孔庙祭莫，亲撰《崇儒术论》，救编《九经疏义》领行学校，作“劝学诗”明谕天下读书人。《宋史·职官志》中记述：地方官员具有“宣布条教”“旌别孝悌”“举行祀典“宣风化”等职能。在重建学校教化传播通道方面，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时邀请教育家胡瑗赴京师执掌太学，将长达30年的苏湖私学教化经验引进太学。此外，乡约、家训等也在民间的社会教化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如北宋学者吕大钩创立的《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这其中“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着重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侧重于个人道德的放大所造成的社会效应。陆游《放翁家训》也要求子孙秉承祖上清廉的家风，淡海名利、功利，教训子孙戒懒惰，与人为善，平等待人，同时祝福子孙要尽忠报国、廉洁为官、重视节操、不贫图富贵。

——摘编自张雪红《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等

材料一   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朝，当时它不是学校，而是朝廷收藏和校勘图书的地方；民间也有书院，是私人用于藏书的地方。唐末，官学衰败，许多士子来到书院求学。北宋初年，政府无暇顾及教育，书院的出现大大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宋代虽有中央官学和州、县的官办学校，但是名额有限，不能满足更多读书人的需求，且地方州、县学校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宋代书院中的主持人大多是有名的硕学鸿儒，发扬了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吸引士子不远千里而来。

——摘编自孟倩《中国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大学前期以教会办学为主，后期以城市世俗办学为主。分别从教皇和国王的“特许状”中取得不同的办学自主权。西欧中世纪大学拥有的自治权是一种法权，是由教皇或国王颁布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稳定的和不可剥夺的。中世纪大学尽可能地为所有人提供系统和廉价的教育，大学课程包含了文、法、神、医四科，以神学为尊。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式一般包括三种：讲座、评注、辩论。辩论教学是西欧中世纪大学的教学特色，辩论这种集体的智力训练方式是中世纪大学对于欧洲教育的创造性贡献。现代西方高等教育的不少方面，能清晰地看到中世纪大学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和教育特征。带有职业培训色彩的城市学校，贵族气息浓重的宫廷学校、骑士教育等，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当时的世俗社会教育产生影响。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教育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