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中古罗马天主教会与日耳曼民族统治阶级相结合，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已不能适应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实际情况，其中私有财产权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首先，就教会本身而言，进入中世纪以后不仅受到了新的统治阶级以及社会上层的青睐，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君主以及贵族馈赠。其次，公元10世纪商业的复兴打破了西欧封建社会一元化的经济结构，随着商业贸易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私有财产。

——摘编自刘微等《中古罗马天主教会经济伦理的嬗变》

材料二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了众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诞生。导致西欧社会结构分化裂变与凤凰涅槃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自身结构的特点更是不容忽视的。西欧封建社会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多重性特征，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正是这种多重性结构发展演变的客观要求。

——摘编自查振华等《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多重性研究》

材料一   “识字”——那时的定义是能够阅读拉丁文——只有在教会里才算得上普遍。因此，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768——814年在位）让国土内的教堂和修道院来掌管学校。789年颁布的《法令集》要求：“必须建立学校，以便儿童学会阅读”，而且进一步规定每一所学校都必须有诗篇、日历、语法学和其他有用的书的精确复本。不用说，学校教学使用的都是拉丁语；尽管孩子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最后都演化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的地方语言，但他们在学校里用来阅读和写作的都是拉丁语。

——摘编自[美]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

材料二   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1474——1491年执政）指出：“我们佛罗伦萨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已以其深邃、甜美的诗句和论文清楚地表明，用它（佛罗伦萨方言）来表述任何含义都可以轻而易举。……但丁仅以一部著作就完美展示了多位希腊和罗马作家的成就。谁能否认，在彼特拉克那里可以发现一种集严谨、轻快和甜美于一体的风格，……其风格能与奥维德、提布鲁斯、卡图鲁斯、普罗贝尔修斯或其他一些拉丁作家一样的庄严和优雅。……我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语言不比任何语言逊色。”

——摘编自刘耀春《语言与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问题”》

材料一 从11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多方面文化知识的复兴，这种知识活动的激增在12世纪达到了高潮。日耳曼人的入侵使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大陆几乎泯灭，但幸运的是古典文化的丰富遗产被修道院的修士抄写保存下来，许多修道院都设立图书馆来保存这些书籍。基督徒收复西班牙之后，大批知识者开始翻译和研究阿拉伯人的著作。西西里国王祖孙三代对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命令学者完成了大量翻译工作。   “12世纪的文艺复兴”正是从这些源泉中获得了生命力，成为西欧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李艳玲《西欧中世纪的大学与社会》

材料二 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朱棣应馆臣之请，为《永乐大典》题序，曰：   “逸秦有燔禁之祸，而斯道中绝；汉兴，六艺之教渐传，而典籍之存可考，由汉而唐，由唐而宋，其制作沿袭，盖有足征；然三代而后，声明文物所可称述者，无非曰汉唐宋而已。洪维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舆图，以神圣之资，广述作之奥，兴造礼乐制度，文为博大悠远，同乎圣帝明王之道。朕嗣承鸿基，动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摘编自(明)朱棣《永乐大典》序

材料三 1990年5月，   《中华大典》的编纂被批准立项，这部新型巨大类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历代类书，因受时代或观点局限，应收而未收的典籍不少，   《中华大典》无论在资料收集方面，还是在成书的规模上，都将大大超过它们，并且尽量收入经过整理的古籍版本和考古学的新成果，以及散失在国外的珍贵典籍。   《中华大典》参照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将内容尽可能纳入现代科学分类体系之中。新中国建国以来，对古代文化典籍在版本的选择、校勘、标点等方面有很大提高，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编纂《中华大典》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摘编自宋应离等《中国当代出版史料》

材料   多元社会结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要素，它形成于中古时期，其形态主要表现在二元权力体系、多元权力主体等方面。其特征主要是围绕主体权利而形成的二元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对立、抗衡、合作、利用的契约关系。……多元的社会结构，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摘编自张巨斌《中古西欧多元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有学者据此将中古西欧多元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归纳如下：

中古西欧多元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材料一   史载，秦武公曾攻取郑、冀戎，并在其地设县，而晋侯也曾以“瓜衍之县”“先茅之县”赏赐有功者。郡县主要由君主委派官员进行直接管理，“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c"<《史记·商君列传》），郡县官员主要依照能力进行选任，开始取代贵族领主成为新兴的职业官僚。……使得中央与地方垂直互动成为现实，通过强化权力集中和行政效率，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分封割据而带来的分离倾向，有利于政治经济的安定与发展。

——摘编自吴昊《从贵族到官僚：春秋战国时期官制的变迁与重构》

材料二   英格兰国王不断地要求封君封臣惯例之外的权力，贵族们认为国王没能履行封君封臣契约，而且侵犯到了他们的利益，于是放弃效忠举而反叛。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宪章》前的贵族反叛是一场封臣的反叛，是封臣对抗“违法”封君的武力斗争。《大宪章》将通行的封君封臣制度惯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要求国王遵守，强调国王的私权力是受到私法约束的有限权力。如马克·布洛赫所说：“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贵族反叛以及《大宪章》本身都体现出这种统治者私权力受私法约束的传统，这一传统蕴含着“法治”原则，推动了日后英国法治精神的成长。

——摘编自易凌飞《1215年缔结的<大宪章>：旧制度，新统治》

材料一   在中世纪西欧，儿童在学校要安静地坐着，服从教师的管教，否则就会被责备和体罚。受当时基督教的影响，修道院学校成为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机构，儿童需要学习宗教入门书。学校里语言学习（主要是口语）的任务比较繁重，许多男孩或女孩在学习拉丁语的同时还要学习法语，因为拉丁语是基督教教会的语言，但是欧洲大部分人讲的是法语。此外，能够满足儿童乐趣的书比较少，与儿童有关的书籍主要是关于教导、语法、字典等方面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能够到学校学习，穷人家的孩子很少进入学校学习。

——摘编自郭法奇义中世纪西欧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教育？

材料二   随着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传播，英国教育逐渐具有典型的人文主义特征，具体表现在：第一、以培养具备身心健康，行为举止得体以及睿智的绅士为主要目标；第二、法语、意大利语和天文学、法律、宇宙学等实用性的学科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第三、英语教学也得到极大的重视；第四、新的教学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中，如培根的新工具（归纳法），开创了人类认识的新纪元。他提出的重新认识世界的方法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人的认知得到了提高。

——摘编自何连娇《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材料一   在中世纪晚期，1300年前后，出现在修道院的一项发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带擒纵器的齿轮钟。当时的教士们有必要确定更为准确的时间，以便安排他们的祈祷与其他工作。但丁在1320年的《神曲》中就已经提到：“如同钟表里的许多齿轮，互相协调，各自转动。”

——摘编自[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

材料二   18世纪的欧洲人日益习惯于精确的时间。精确的时间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对时间的控制，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部分人需要屈服。仆人、工人和雇工日益受到纪律限制，并不得不屈服于钟表（工作时间）对他们的控制。这当然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而18世纪的教育者们开始培养起的新一代人，却将这种外在强制力逐渐转化为自身的强制力。

——摘编自[英]大卫·梅森《近代欧洲200年》

材料三   时间测量技术的改善，对待时间的基本态度的重大变化——两者引起了一种普遍性的提速感。在一些领域，比如音乐（尤其是军乐进行曲），人们可以明显体会到这种变化。在18世纪早期，安哈尔特——德绍公国的利奥波德一世率先在军队操练中对齐步走作出了相关规定。当时德意志士兵每分钟需行进60步，后来改为72步。而到了十九世纪初，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则普遍都是114步了。

——摘编自[英]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材料一   “双剑论”是中古西欧罗马教会所提出的一种神学政治理论，“双创”指教会和世俗君主这两种权力，国王这把剑可以锐利教会之剑。教会之剑则可以缓和国王之剑，两把剑互为作用、相互结合，因为它们都是基督之剑。

——摘编自《试论中古西欧“双剑论”的流播与诠释》

材料二   “双剑论”提出后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诠释。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认为，上帝将“精神之剑”和“世俗之剑”都交到了教皇手里，教皇可以将“世俗之剑”交给国王，教皇可以随时收回“世俗之剑”以及随剑的权力。

但丁（1265—1321年）认为，体现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的“两把剑”并不掌握在教会之手，教皇和帝王的权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所以不能由一人来体现。井特别指出，世俗的君主统治权直接由上帝赐予而非来自罗马教皇。

马丁·路德（1483—1546年）认为，基督不使用刀剑，因为在他的国里，只有虔敬的人，所以用不着刀剑。教皇对皇帝犹如主教对国王，除了在圣坛上受膏油和加冕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权柄。

——摘编自《试论中古西欧“双剑论”的流播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