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新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以公平社会政策为优先治国战略的民主体制，大刀阅斧式的雷亚尔计划将巴西从通胀率一度接近2500%的恶性泥淖中拉出，3位总统的连贯施政降低了基尼系数的峰值，逐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为巴西后来成为金砖国家夯实了基础。同时不忘开发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科技领域，主张巩固南方共同市场，并加强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经贸关系。多种因素的结合，带来了今天巴西走向现代化繁荣的兴盛局面。自从2011年巴西以2.8%的增长率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后，一系列重大活动的主办权-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和2014年世界杯、2016年奥运会两大最具国际影响的体育赛事都逐一垂涎巴西。这些活动的举办标示着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之路正在加足马力稳步向前，与此同时，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悄然改变。

——摘自王天杭《巴西独立以来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   近年来，“全球南方”概念持续升温。一般来说，“全球南方”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进入21世纪，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通过南南合作和区域及跨区域整合来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应对西方霸权秩序的挑战。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公开表达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乌克兰危机也被视为“全球南方”政治觉醒的重要标志。“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一个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的发展共同体，具有鲜明的非西方、反霸权、谋发展、求正义的共性。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掀起了争夺、拉拢与分化。对此，“全球南方”国家应凝聚共识，在南南合作深入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推动发展合作、维护公平正义。

——摘编自崔守军《“全球南方”崛起的动因与影响》等

材料一   10—11世纪，西欧各地兴起了众多新兴城市。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形成，有力的改变了西方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状况和生活结构，使有史以来的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出现一个大的转变。农村人口大量的向城市迁徙，祖祖辈辈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农民，迅速的转向各种工商业工作，新兴的工业城市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依托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破坏了原来脱胎于封建城市的那种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恶化，形成贫民窟；而资产阶级在环境较好的地区建造舒适的高级住宅别墅。

——摘编自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材料三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1960—2010年）   

——许学强、周一星等编著《城市地理学》

材料   二战后，东亚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一些共同之处，国家努力保持发展中的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增强社会的内聚力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采取保护民族经济政策，以强制的劳工政策调整公私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等。在东亚的重新崛起中，儒家的“行仁政”的思想、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扮演了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

——摘编自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