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轶开始变法，商鞅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决心推行变法.变法历时二^一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击、惩治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死后，商鞅被人告发“欲反”，被秦兵车裂而死.然而正如王充所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材料二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其推行的新法，正如王安石所言：“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随着新法逐渐出台、实施，新法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和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王安石被迫两次罢相.1085年，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出任宰相，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最终新法被废除.
——分别摘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七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比较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相同点和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为例，谈谈你对中国古代改革的历史认识。
材料一 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商鞅变法的经济基础在于农业发展，准许土地自由买卖成为商鞅变法获得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他首次将农业称作“本”，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圣人”的“治国之要”……相比之下，董仲舒认为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他对允许土地使用权流动大为不满，阐发了政府抑制土地兼并的思想，并流露出对集权的偏好（这与先秦儒家观点中对政府角色的认识大不相同）。在他看来，“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必要而且合理，“君权神授”论的提出，使儒家登上了“独尊”的宝座，法家作为政策工具，被纳入儒家学说的一统体系。
——摘编自钟祥财《封建社会农业政策对王朝更替的影响》
材料二 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如何使农业人口与土地重新结合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北魏面对中原地区的较高级经济、文化和政治与财政制度，他们不得不加速自身的汉化进程，以求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在此思想基础上的均田制做到了有授有还，还田之后再授，使封建国家寻找到了一种既能有效控制国家户籍，又能不间断地授田与编户齐民的途径，不仅使小农有了可以作为世业土地的桑田，也使国家土地制度有了赖以延续的基础。
——摘编自李炜光《北魏均田制与新租调的制度更新和思想价值》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比商鞅和董仲舒对土地问题的看法，归纳董仲舒治国思想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北魏实施均田制的影响。
孝文帝改革就其深度、广度和影响而言，可与商鞅变法相媲美。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以受古代文化之积染既深，种种因袭牵制，改革非易，……秦人在文化上之历史，较之东方诸国，亦远为落后，故转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本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使西方人迎头赶上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制度之创建，惟秦为最有功焉。
——马非百《秦集史》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 一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白寿彝《中国通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使秦国变法呈现怎样的特点？
（2）据材料二，归纳孝文帝“迁都”对改革的作用。从材料看，孝文帝“改革之心”坚定的原因是什么?
（3）据材料三，与商鞅变法相比，孝文帝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影响改革效果的基本因素。
材料 秦国地处边陲，俗近西戎。秦孝公回顾秦朝历史时，发出了“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感“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居住习惯，使大家庭的形式颜为普遍，这制约了国家实际控制户数的增长，不利于国家收入的提高。“慢于礼义”、勇于私斗的民风，则使人们注重私利，缺乏公利意识。为此，商鞅颁布了“分异令”，单位家庭内如果有两个及以上成年儿子，要为其子分家，否则要加倍征收其家之赋税。此外，商鞅还下令“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商鞅变法数十年后，荀子曾游历至秦国，对秦国民风有这样一番感慨：“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汉初儒生贾谊对此确有不同的评价，“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实行移风易俗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荀子和贾谊对商鞅移风易俗举措的不同认识。
材料一 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 国不农, 则与诸侯争权不可以自持也, 则众力不足也。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多) ,则欲国之无富不行得也。
——摘自《商君书》
材料二 在梭伦改革后的80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 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 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工艺, 都成了流行的职业……由货币、 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 这些财富已经不是仅仅用来购置地产,它 已经变成了人们所追求的目的本身了。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三 新政挽救资本主义结构的计划,还有两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1933年6月建立的房主贷款公司。在这个机构存在的三年之中,它向100万以上的房主共贷款30多亿美元。其次,为刺激近于停工的房屋建筑业，国会于1934年6月建立联邦住房管理局，运用长期低息贷款，联邦住房管理局对恢复私营住房建筑业起了巨大作用。在1934至1940年之间，发放建筑新房贷款合计3亿美元。
——摘编自（美）瑟林克等《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
材料四 1953—1985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
| 时间 | 年均增长率 |
| 1953—1957年 | 4.5 |
| 1958—1962年 | 4.3 |
| 1963—1965年 | 11.1 |
| 1966—1970年 | 3.9 |
| 1971—1975年 | 4.0 |
| 1976—1980年 | 5.1 |
| 1981—1985年 | 8.1 |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上达材料分别指出商鞅与梭伦所采取经济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事商贾”带来的危害。再谈一谈对“在梭伦改革后的80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的理解。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局在缓解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
(3)根据表中的相关数据，结合所学知识，指：1953—1985年期间两次农业总产值增长高峰出现的时间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出口商品主要包括粮食、亚麻、兽皮、皮货、木材等，粮食占出口额的35%以上；进口商品主要为工业品，即工厂所需的机器和设备、颜料、皮棉、煤。从1822年起，俄国对进口商品实行高关税，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进行限制，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出口结构中，农产品仍然占最大份额，粮食占出口额一半以上，主要出口英国，由于工业急需金属、机器和设备，俄国降低了保护关税税率，使进口机器的支出由1861～1865年的730万卢布增加到1876～1880年的4680万卢布。到90年代，与改革前相比，俄国对外贸易额增加2倍以上。
——摘编自（苏）B.T.琼图洛夫等编《苏联经济史》
材料二 神农氏没，皇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摘编自《周易•系辞下》
(1)根据材料，概括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对外贸易的变化。结合所学，指出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核心，简要评价改革的意义。
(2)结合材料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撰写一篇历史小短文。（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条理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商鞅认为爵位是君主手里最贵重的东西，关系到国家存亡，民众为了获得爵位英勇作战，明君就应赐给他们爵位和俸禄。于是，规定按军功大小得爵赏，赐田宅。有爵者享有各种权益，如按爵级获得供驱使的“庶子”，犯罪时重罪减轻，轻罪免除，犯同样的罪，爵位高低受到的处罚有别等。当然要获得高爵很不容易，但相比身份等级的世袭，军功爵制算是提供了机会——不仅平民，甚至奴隶、刑徒，只要能斩获首级，也就可以获得爵位，循序升级。商鞅还提出“不官无爵”，以提高军功爵的政治地位。对此，有学者指出商鞅并没有废除等级与特权，只是把旧贵族特权转让给了军功贵族，造成了更多的特权阶级。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军功爵制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与世官制相比，军功爵制的进步性。
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法治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商鞅法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孝公于是布惠……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虎贲之士百有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
——引自司马迁《史记》
根据材料一，指出秦国实力的变化及其主要原因。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生动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磅礴气势，结合所学，概括其布局特点。
材料 在氏族组织时代，以宗法制为内核的祭祀礼仪系统十分讲求身份层级的划分。这种礼俗间的分野、互斥，实则是贵族祭祀系统中的“位”（意为丛木标识的社祀）现菆象。庶民被拒于“位”外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中枢同民间社会在意识管控结构上的隔菆阂、断裂。面对战国时代激荡的社会变局，商鞅吸纳秦地尚武的族群基因，他垫平贵、庶之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爵制下的秦国社会走入了臣民身份重新界定，阶层重新划分，国家专制权力得以成功介入基层社会，传统五等爵制维系下的贵族秩序变成了军功爵制下的新的信仰秩序。秦地的民间信仰也发生了由室家内祭向乡土外祀的转变，由宗族情感寄依转向了地域情感寄依，最终促成了郡县制帝国的形成。
——摘编自熊永《“菆位”于里社：战国秦地的民间信仰秩序统合》
（1）据材料，概括商鞅改革秦国爵制的措施，并说明爵制改革取得成功的社会基础。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商鞅爵制改革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