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奉行法家思想的商鞅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在他的主持下，秦国进行了全面的军事制度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郡县征兵制为主的兵役制度，将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合一，保障了兵源，加强了军权的集中，并规定地方官员负责地方军队的训练；由于征兵制是普遍征兵，秦国通过变法建立了完整的户籍制度，按户籍征兵，对征兵对象、期限、年龄都作了规定；军队编制实行六级编制；军官任免制度化，军功爵制就是以功能授官原则的体现；等等。商鞅的军事改革使秦军战斗力空前强大，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

——摘编自沈钰清《从商鞅变法看军事制度改革》等

材料二：在与宗室重臣的交流中，孝文帝将他迁都的本意说的十分明白，平城“虽富有四海”，但只是“用武之地”，很难“移风易俗”。迁都后又说：“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之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同时孝文帝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迁都於“王里”洛阳，才能“光宅中原”。迁都后，他接二连三地南征萧齐，虽然连遭失败，然而他的“期於混一”的壮志，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于怀。

——摘编自尚志迈《也谈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

材料三：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叡的谈话中：“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孝文帝迁都、汉化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文化中心，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族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

——摘编自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材料四：北宋中期面临两大难题：一贫，国库年年赤字；二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解决这两大问题，必须变法革新。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拉开变法序幕。改革“以择术为始”，确立经世务实的新经术治国思想。富国强兵是新法根本，为此，他以“变风俗，立法度”为突破口，用法治推进改革。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他继承儒家德治、吸收法家长处，确立“以中人为制”的决策模式，按中人（多数人）的标准制定法令制度，坚决反对垄断，极力抑制兼并。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先易后难、步步深入，改革取得明显成效。1074年，吕惠卿接替参知政事，打击改革派，改革最终失败。

——摘编自《王安石变法始末》

材料五：明朝中期，豪民隐占田地，逃避赋税，“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致使政府财政危机日益加深，赋税与徭役日益加重，人民反抗频繁。

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规定田赋中除政府所需要征收的米、麦实物外，其余所有实物均折银征收；所有名目的徭役皆折成银两分摊入田亩中；赋、役银合并后，直接交与地方官府，即“丁、粮毕输于官”，再由官府用银雇人应役。这样，赋税的征收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

——摘编自朱绍侯著《中国古代史》

材料六：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共计发布变法诏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指出：“他们把足够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摘编自【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材料七：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摘编自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材料八：清末新政是晚清王朝从1901—1911年所进行的十年改革。其内容如下   

材料九：“接受新知识的青年，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先锋”。“当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新军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力量”。

——刘统《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材料十：1978年，小岗村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封闭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包产到户的大潮下迅速解体，农村一度出现了治理真空，影响了基层治理秩序。1980年，广西罗城等地开始了村民自治的自发探索，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和肯定。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村委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1998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形成了“直选”、“海选”、“独立提名”、“两票制”等民主机制。不过，村民自治的实践与制度初衷存在不小的差距，绕不开行政化的影响，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也会存在矛盾。21世纪，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提速，城乡间的流动性空前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2001年，农村社区进入自发试点阶段，2007年，民政部发文在全国推广。实践中，农村社区建设逐渐形成“一村一社”、“一村多社”和“多村一社”等发展态势。一定程度上改变广大农民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薄弱和公共服务缺乏的现状，重构了新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摘编自李春根 罗家为《从动员到统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材料十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为迈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关于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等四个方面现代化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后来，随着实践形势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弊端进行了反思。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规范表述，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小康”确立为从1981年开始到20世纪末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到2000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21世纪初，党中央又提出“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还包括了民主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继“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提出并追求的“第五个现代化”，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特征和重要内涵之一。

——摘编自李志明《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探索及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