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清末民初关于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以时代的世界的眼光重审视中国古史。宋育仁不仅以“春秋公法”比拟西方公法，更利用国际法的规则与概念，如“身治”“实际”等，来论证《春秋》具备适用于世界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历四交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灭亡、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特·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如自治境内，义在《谷梁》；交际礼仪，例在《春秋》；驾驭进退，权在《公羊》。胡薇元在《公法导源》对包溶于礼、伏笔于传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阐释，从《春秋》等古史中梳理出与近代国际法规范相匹配的知识资源，实现了中西法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摘自金瑶《东方国际法谱系的重新发现》

材料三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联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闻遭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材料   1901年清政府把1861年成立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改革后外务部专司外交，其所辖的路、轮、电等项事务最终由邮传部来接管，改变了过去机构臃肿的状态。改革前负责礼仪的机构有礼部、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管理军政的有兵部、太仆寺、八旗都统衙门。改革后，礼仪统一由礼部来管理，陆军部掌管军事，一改过去机构之间交叉扯皮，互相推诿，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这次改革的出现又不是偶然的，随着近代商业、工矿、交通运输业、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如农工商部、邮传部、学部等，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清政府朝着近现代政治方向迈出的被动而关键的一步这些改革成果日后得到了保留与完善，奠定了此后数年中央行政机构的基础。

——摘编自王淑娟《1901—1907年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

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材料一   唐律要求官吏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官吏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并且对官吏的约束范围不限于本人而且及于家属。唐代不仅在立法上规定了严密防范官吏贪赃的具体措施，而且在司法上也严厉规定了对贪赃官吏的处罚。唐律虽规定官吏可享有议、请、减、赎和官当等特权，但对犯赃官吏，则大杖伺候，一切特权取消，严惩不贷……将官吏的贪赃枉法，与犯十恶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来，足见唐律对吏治的重视。

——摘编自何雨亭《唐代整顿吏治的立法》

材料二   清末新政时期，官场混乱无章，吏治腐败难返，破坏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这种腐败成风的社会环境里，清政府新政收效甚微，有的措施甚至成为虐民的苛政。这段时间内，清政府不仅继承了历代王朝的弊政，而且又有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滋生出来的许多新问题，新旧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构成衰世所特有的吏治腐败景象。争权夺利、因循敷衍、贪污受贿、横征暴敛、生活腐化，行者不讳，闻者不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腐朽的统治者并没有励精图治，恰恰相反，他们把改革当作发财的最好时机，从上到下，都疯狂贪污、受贿，大肆搜刮、掠夺，最终激起群众的反抗，可以说他们亲自把绅商阶层和广大人民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摘编自邵勇《改革之癌：清末新政时期吏治腐败问题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