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割占香港示意图

——摘编自地图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地图册》（上）

材料二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1月29日邓小平访美，他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时说，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形成。1982年中英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香港问题谈判，（邓小平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如果我们不收回香港，不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没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我们就会是晚清政府，我们就会是李鸿章。主权问题不容谈判。邓小平还说：“要不排除这个时候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摘编自上海卫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解说词》

材料三   香港回归祖国25年发展成就（局部）简表

——根据新华网《回归祖国25周年！数“读”香港这些成就》绘制

材料   1929年6月6日，西湖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顺利开幕，国民政府中央政要亲莅会场，参观者达十万人。西博会历时128天，于10月11日闭幕。西博会规定出品范围“以国货为限，出品人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出品须具有如下条件之一：现为国际贸易品及将来可为国际贸易品者；在国内推销甚广者；有足供参考及改良者；对历史上学说上有足贡献者。出品征集物共分12大类，其后为扩大博览会范围，又制定了外国参考品的征集范围（如表所示）。

——摘编自《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七）

材料一   成化、弘治年间，徽州“民鲜力田，而多货殖”，如：“许琏，歙县人，弘治、嘉靖年间客游淮扬徐泗之间”“黄崇德，歙县人，成化、嘉靖年间挟赀齐东……三晋关中人，推公为纲”“黄义刚，休宁人……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徽商多从事盐、典、木、茶四大行业，及墨、漆、油、纸等手工业品。成化五年（1469）“折色法”的推行，使商人不用再大费周折去边关输粮，只需要用银买盐，极大地削弱了陕、晋商人的优势，徽商很快成为两淮地区的第一大商帮。徽商发迹后，除以重资结纳地方、中央官员，以获得庇护外，还广置田宅，认为“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并通过“捐纳”的方式攫取官位，以跻身士绅行列。此外，徽商多为弃学从商，推崇“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经商之余也积极延师课子，在徽州兴办或者是修建书院，以至明清“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

——摘编自谢永平《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此同时，全世界融为一体的市场格局日渐形成。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环境，徽商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内外因素的多重影响下，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摘编自刘灿华《近代徽商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材料一   上海自元朝以来就已经是一个县城。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变成一个关键地点。各国领事在1854年7月就与吴道台制定了一项《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规定领事每年应召集土地出租人开会，讨论的事项有修筑道路、码头和桥梁；对这些建筑进行维修和打扫；提供适当的照明设备和排水系统；建立一支警察队伍；等等。由此，在上海的外国人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如图为近代上海租界图。

——摘编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二   至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就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19世纪后期曾任上海副领事的阿连壁这样说：“人们对上海也许可持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可能把上海看作一个巨大繁忙的港口，它的贸易对整个文明世界，特别对英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种看法则是把它看作必须向中国普遍引进外国式的文明和进步的先驱。上海不仅输入西方商品，而且输入西方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工业中心之前，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对上海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有决定性的影响。

——摘编自仲伟民《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材料一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梅岭(大庾岭)驿道的开凿，赣江成为南北航运的必经要道，促进了江西地区商业发展。两宋时期，商品由粮食扩大到茶叶、药材、纸张、竹木等，范围由运河地区扩大到西南边陲、东南沿海。明清时期，江西商人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前代。形成了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江右商帮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西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往昔繁华的“日市辐辏之地”变成“里巷萧条，商贩斯绝”。

—摘编自贺三宝《江右商帮兴衰与赣商重塑》等

材料二   江右商帮应时而起并逐步发展，但其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500余年中，多数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小本经营，从事着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据统计，其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

—摘编自谢力军《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