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时，某学者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并以此为据对中国近代史阶段特征进行归纳。
| 阶段 | 特征 |
| 1842年到1901年 | 近代中国历史不断“沉沦”的时期 |
| 1901年到1920年 | 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 |
| 1921到1927年 | 近代历史明显出现了“上升”趋势 |
| 十年内战时期 | “上升”与“沉沦”的交织，“沉沦”因素略占优势 |
| 抗战时期 | 主要是“上升”因素起作用 |
| 解放战争时期 | 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上升”因素起了主导作用 |
——摘编自张海鹏《唯物史观与民国历史人物评价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表格中任选一个阶段，并运用史实予以阐述。（要求：明确指出阶段及特征，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梅岭(大庾岭)驿道的开凿，赣江成为南北航运的必经要道，促进了江西地区商业发展。两宋时期，商品由粮食扩大到茶叶、药材、纸张、竹木等，范围由运河地区扩大到西南边陲、东南沿海。明清时期，江西商人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前代。形成了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江右商帮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西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往昔繁华的“日市辐辏之地”变成“里巷萧条，商贩斯绝”。
—摘编自贺三宝《江右商帮兴衰与赣商重塑》等
材料二 江右商帮应时而起并逐步发展，但其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500余年中，多数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小本经营，从事着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据统计，其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
—摘编自谢力军《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
(1)根据材料一，对宋朝以来江西商业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并简述依据。(2)根据材料二，概括江右商帮发展中的局限性。对新时代赣商的发展，请提出合理化建议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钟鼓楼演变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中叶后，促进西式钟楼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时间规划的认识。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启动，一般是国家的内部因素和外部世界的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诚如章开沅、罗福惠等专家指出的：“挑战来自外部，如何回应挑战则多取决于内部。而各种回应方式的效果如何， 又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所致。消极的回应会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因素，积极的回应却能较多地抵制或克服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讨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状况，必须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着手。他们不同意中国“早期现代化迟滞或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的观点，而同意“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有效动力在于内部”。
——摘自吴松弟等《港口—腹地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
当代学者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有不同的阐释。概括当代学者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动因的观点并予以评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清晰)
上海史专家熊月之曾概括了本土想象对上海的看法：在经济层面，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殖民层面，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在道德层面，“上海既是罪恶的渊薮，同时也是文明的渊薮”。
——摘编自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
根据上述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选择“本土想象”的某个层面或全部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具体明确，可以对现有观点进行论证，修改，质疑或提出新的观点；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围绕上海会审公廨中外双方斗争的趋势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领事裁判权在中国变迁的因素，并谈谈你对领事裁判权在中国变迁的认识。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讫、吐番、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二千年以至于今，故曰不过万年也，而世变已若是矣。
——薛福成《变法》
材料二 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西洋公法。缘有时乙国以事求于甲国，而蒙允许，丙国亦欲同沾利益。其实交际情形并不相同，无益于丙国，而徒有损于甲国也。
——清驻英法公使曾纪泽1879年4月与巴西驻英国公使对话
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郑观应《盛世危言》（1894）
材料三 处此时代，苟用平民主义，致令国内纷乱，势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何能自立图存？惟国家主义盛行，则上下一心，遐迩一体，国人皆互相团结，壮其合群之魄力，发其爱国之精神，然后众志成城，急公仇而缓私仇，先国家而后家事，其国未有不盛，其种未有不倡者也。故欲致和平之幸福，为伟大之国民，必自尊重国家主义始。
——《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之主义之兴废》，《东方杂志》1907年第4期
（1）根据材料一，概括自秦至鸦片战争后“天下观”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思想意识变化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国家主义”思想。
材料一 斯密理论的直接、间接继承者都特别支持在世界贸易中实行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欧洲的这种优势地位既没有消除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没能阻止另一种新型的保护主义的发展。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与19世纪初新兴的民族主义有关，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进程起因于工业革命和大不列颠工业的先进性。……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思潮受到不同经济部门代表人物的广泛批评，且不问批评的对与错，他们都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损害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英国贸易的自由化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在1845——1847年期间到1857——1859年期间，每年增长6.1%。
——摘编自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
材料二 《南京条约》中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公议定则例”，中国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税率必须中英双方“议定”，即所谓协定关税。《虎门条约》又确定了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的从价税率。由于税则之中列举了进出口货品各数十种的固定税额仍固定不变，自此形成这些货品以后价格虽然上涨，但税额仍固定不变，税率则越来越低。这些货品税的固定额，无论是进口或出口，都比过去低得多。因此马克思指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进口税是全世界最轻的。
——摘编自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
（1）根据材料一分析19世纪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及附件在中国获取的贸易特权，并指出关税主权的丧失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19世纪贸易自由主义的影响。
材料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允许在广州一地通商贸易。凡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同商行打交道。外国商人买卖货物、交纳商税皆为行商代为办理；凡外国商人一切居住行动，皆由行商负责管束、担保；凡清政府有所宣示或外国商人有所陈请，皆由行商居间传达。此外，清政府又有许多条例和章程，如外国商人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附近的商馆（或称夷馆）内，不得擅自外出。又外国商人不得携带妇女居住商馆，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在广州乘轿子；不得雇用中国人服役，不得雇人传递消息等；清政府还规定，凡出海商船装载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装载五百石以上的船出海者，一律发到边境充军。又规定船上一切人员都必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等，以供官府稽查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驻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摘自中英《南京条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政府对外交往的相关信息并指出其政策。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外交往的变化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该条约对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