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社会转型是经济形态、政治结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深刻变化。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明清时期，士人从商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代李象琨《棣怀堂随笔》中说：“昊郡之士半商人”。明代士商还在总结行商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了一系列对于经商有实用价值的书籍，其中就有专为士商编写并以“士商”一词命名的，如澹漪子编的《士商要览》和程春宇编的《士商类要》等。嘉道时期，士商相混的趋势愈演愈甚。商人们把培养后代入仕作为从商的最终目的，捐输买官成为他们跻身于士群体的主要途径。这类“绅商”群体，逐渐取代传统的绅士阶层，成为中国社会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在晚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终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

——摘编自傅志明《儒商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材料二嘉、道时期，理学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理学营垒中出现了一个较有生气的湖湘经世派别，它强调理学的经世功用。如贺长龄等敏锐地感觉到理学在实务方面的严重不足，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要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对当时学术界影响非常巨大。他委托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集清代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稍后的曾国藩，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成为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

——摘编自郑大华、刘平《论清代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归纳明清时期出现“士商相混”现象的表现。并依据所学知识简析其出现所带来的影响。

（2）依据材料二，归纳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的特点，并依据所学知识简析其产生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进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时，某学者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并以此为据对中国近代史阶段特征进行归纳。

——摘编自张海鹏《唯物史观与民国历史人物评价思考》

材料一   我国古代将在官府监督控制下进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称之为"互市"。互市起于汉代。汉武帝元狩年间，张骞出使西城，开通了丝绸之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到魏晋时期，西北陆路的贸易更见繁荣。隋唐时期，在京师设四方馆，“掌方国及互市事”，并在西北边地设有互市监，在沿海一些地方还设有市舶司，经管海陆通商事宜，从而海陆贸易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宋代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凡大食、古逻、赭婆、占城、勃混、麻逸、三佛齐诸器，并通货易"。宋朝还颁布了世界贸易史上第一部进出口贸易法规《市舶法》。元明时期在沿海设市舶提举司，任命提举官，经管与外商互市事宜，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清初实行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后开禁，并规定漳州、云台山、宁波、广州四处作为互市通商之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限在广州一地。

——摘编自熊辉《互市——我国古代对外贸易》

材料二   上海开埠后，"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土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不断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由于丝、茶的大量出口，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而转而种桑植茶。中国对外贸易经数十年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已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口货多为制造品，出白货多为原料品"，"现时入超之数又复有年年增巨之势"，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现时中国对外贸易大权，完全操于外人之手"。

——摘编自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1930年）

材料一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海关工作停顿，外商拒绝关税。1854年，上海成立的英法美“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税的征收。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1861年4月英国人赫德正式担任总税务司。这样，外籍税务司逐渐成了各地海关的实际管理者，华籍海关监督则完全被外籍税务司架空。辛亥革命前，海关税款的保管和支付，由中国政府委派的海关监督按清廷户部的指示办理。但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清政府竟不惜进一步出卖海关权。1912年英国为首的“债权国家银行”决定把海关汇交给汇丰、德华、道胜三家银行。由税务司按期通知拨付有关各国。关税税款的收支保管权的被攫取，标志着中国海关主权的完全丧失。

——摘编自寇钰晶《中国三个时期的关税政策与对外贸易》

材料二   1987年以来在完善国内立法的同时，我国海关还不断出台政策规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国海关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不断增强。由中国海关提出的“登机桥”“普洱茶”“三氯蔗糖””油压或气压传动阀”“新能源汽车”“微生物油脂””集成电路检测设备”等《协调制度》修订建议被采纳。近年来，我国不仅实现多次降低服装、箱包、鞋靴、特色食品和药品等消费品的进口关税，还积极推进和贸易伙伴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建设，把签署自贸协定上升为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场贸易协定18个，中国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待遇多及42个国家。

——摘编自蔡岩红《70年从弱到强关税变迁见证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在五四之后其刚萌生为一个学科时就有不同观点。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主张以这一基本线索作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准则。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学者注重从近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这是整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飞跃，革命以及政权鼎革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摘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

材料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允许在广州一地通商贸易。凡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同商行打交道。外国商人买卖货物、交纳商税皆为行商代为办理；凡外国商人一切居住行动，皆由行商负责管束、担保；凡清政府有所宣示或外国商人有所陈请，皆由行商居间传达。此外，清政府又有许多条例和章程，如外国商人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附近的商馆（或称夷馆）内，不得擅自外出。又外国商人不得携带妇女居住商馆，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在广州乘轿子；不得雇用中国人服役，不得雇人传递消息等；清政府还规定，凡出海商船装载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装载五百石以上的船出海者，一律发到边境充军。又规定船上一切人员都必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等，以供官府稽查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驻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摘自中英《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