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

材料一   成化、弘治年间，徽州“民鲜力田，而多货殖”，如：“许琏，歙县人，弘治、嘉靖年间客游淮扬徐泗之间”“黄崇德，歙县人，成化、嘉靖年间挟赀齐东……三晋关中人，推公为纲”“黄义刚，休宁人……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徽商多从事盐、典、木、茶四大行业，及墨、漆、油、纸等手工业品。成化五年（1469）“折色法”的推行，使商人不用再大费周折去边关输粮，只需要用银买盐，极大地削弱了陕、晋商人的优势，徽商很快成为两淮地区的第一大商帮。徽商发迹后，除以重资结纳地方、中央官员，以获得庇护外，还广置田宅，认为“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并通过“捐纳”的方式攫取官位，以跻身士绅行列。此外，徽商多为弃学从商，推崇“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经商之余也积极延师课子，在徽州兴办或者是修建书院，以至明清“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

——摘编自谢永平《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此同时，全世界融为一体的市场格局日渐形成。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环境，徽商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内外因素的多重影响下，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摘编自刘灿华《近代徽商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材料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署。英方为此专门绘制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一图（图3）。该图的绘制与印刷均由英国官方授意，耆英等中方代表在画中的不同形象，反映出英方对中方官员的态度差异，进而影响了清廷对战后中英交涉负责官员的选派。与该图配套的人员名单和相关图像资料，暗示了中方翻译在交涉中的参与和“康华丽”号的精确停泊位置，亦呈现了中方官员在签约谈判过程中的部分表现。该图作者在画面结构、人物形象、设色等方面都进行了精细设计。例如，居于画面正中位置的人物是中方负责签约的钦差大臣耆英，但在他头顶的正上方绘着一幅英国女王的肖像画。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面对统治危机,中国并没有放弃内部的矛盾而达到一致对外,清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内部的安定,这便导致了中国近代外交陷入了双重困境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再随着帝国主义的强迫,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这种一来一去在形式上有了互换使节的建制,但在根本上并没有平等可言,只是侵略者对清政府无理压迫的结果。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曾国藩等认为:外要和戎、内要自强。换言之,就是要在牺牲部分利益的前提下赢得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发展强大自己,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中国近代外交,是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一种缩影,这充分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清朝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卖国投降的屈辱行径,这在中华民族外交史上将是最可耻的一页。

——摘编自李胜臣《中国近代外交的特征及成因探析》

材料二   1949年1月至8月,在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中共直接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订新约;三是暂时维持条约的原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也表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指出订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摘编自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

材料一（虎门销烟发生后）托利党议员格兰斯顿反对内阁发动侵华战争的议案。他说：“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英国国旗在广州上空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但是，首相巴麦尊否认他的内阁支持这种不法的鸦片贸易，以此手法巧妙地转移议会辩论的中心。最后，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决。

——摘编自崔瑞德等主编《剑桥晚清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揭开了资本主义列强大举入侵中国的序幕。继此以后，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以腐败的清朝政府失败、在炮口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根据这些条约，列强在中国夺得了掌控海关管理等特权。这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对外贸易半殖民地化开始的最主要的标志。

——摘编自王炎《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对外贸易关系的 形成》

材料一   上海自元朝以来就已经是一个县城。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变成一个关键地点。各国领事在1854年7月就与吴道台制定了一项《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规定领事每年应召集土地出租人开会，讨论的事项有修筑道路、码头和桥梁；对这些建筑进行维修和打扫；提供适当的照明设备和排水系统；建立一支警察队伍；等等。由此，在上海的外国人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如图为近代上海租界图。

——摘编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二   至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就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19世纪后期曾任上海副领事的阿连壁这样说：“人们对上海也许可持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可能把上海看作一个巨大繁忙的港口，它的贸易对整个文明世界，特别对英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种看法则是把它看作必须向中国普遍引进外国式的文明和进步的先驱。上海不仅输入西方商品，而且输入西方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工业中心之前，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对上海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有决定性的影响。

——摘编自仲伟民《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材料一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梅岭(大庾岭)驿道的开凿，赣江成为南北航运的必经要道，促进了江西地区商业发展。两宋时期，商品由粮食扩大到茶叶、药材、纸张、竹木等，范围由运河地区扩大到西南边陲、东南沿海。明清时期，江西商人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前代。形成了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江右商帮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西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往昔繁华的“日市辐辏之地”变成“里巷萧条，商贩斯绝”。

—摘编自贺三宝《江右商帮兴衰与赣商重塑》等

材料二   江右商帮应时而起并逐步发展，但其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500余年中，多数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小本经营，从事着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据统计，其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

—摘编自谢力军《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