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人如何称呼来自遥远欧洲的人群，在近代中外交涉历程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1832年，中国官员在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号的批文中按惯例称为“该夷船人……”，英国船长认为“夷”意指“barbarians”（野蛮人），为此大为光火。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虽称欧洲各国为“西夷”，但也指出“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并明确提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1858年签署的《天津条约》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朝廷文书中原来使用的“夷务”随后也改称为“洋务”。

——摘编自马戎《西方冲击下中国的话语转变、认同调整与国家重构》

材料二：1895年，面对大国地位的衰落和中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各自的方式展开救亡运动。1895年发生或萌发的诸多事件，加速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对近代中国有着多重意义。

——摘自孔亭《1895年：近代中国的多重意义》

材料一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数据摘编自赵长天《赫德传》等

材料一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木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同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李鸿章1874年《筹议海防折》

材料二   在海防问题上，郑观应认为“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徒以分省设防画疆而守，遇有事变拨调他省师舰以为接济，而号令不齐，医械不一。平日既无统属之分，临进难收臂指之效”。他还认为中国建立的海军的目的在于“卫商民，收防海之实用”，“张国威，护华商”。而发展工商业又为建立海防提供了物质保证，他说：“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也”。

——摘编自《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

材料一   据英国官方统计，在1837年至1839年三年中，英国销华的合法商品总值平均每年不过91万多镑，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每年竟达427万多镑。英国对外贸易的如此巨大逆差却是靠印度出产的鸦片向中国走私而得到平衡的。鸦片走私已成为中英、印三角贸易的生命线林则徐禁止鸦片走私就危及了英国对华贸易的根本利益，导致英国于1840年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但是这次战争并未达到英国的目的，因此16年后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迫使清政府把鸦片作为合法商品订入条约。

——摘编自陈翰笙《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读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下卷书后》

材料二   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已求和三次，其中两次派使被拒，这时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谈判，其间李鸿章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贻作回国的旅费。而对于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条款则无任何异议。

——摘编自【日】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

材料三   近代中国的历史，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痛心而沉重的。上至最高统治者慈禧老佛爷，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置国家利益于个人享乐之下；清末以来，官职无论大小均可卖得。在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统治下，人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民主，整个国家是一片万马齐喑。

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摘编自古丽《中国输在哪里谈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变作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二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英国乃派马夏尔尼候为全权特使来华。英政府给马夏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个藩属的贡使看待他行跪拜礼。马夏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天津谈判中。中方谈判者桂良争辨说，外交使节驻京于天朝体制不合。对此额尔金的助手李泰国直截了当地宣称：“你们将肯定会看到，这项条款既对我们有好处，也将对你们有好处。良药固然苦口，但后效极佳。我的态度越是严厉，我对你们的贡献就越大。”1858年6月11日，李泰国警告说，除非即日接受条款，否则将进军北京。桂良别无他法，只得同意让英国外交代表驻京。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中国驻外使馆设立后，又相继在一些国家的商埠设立领事馆，以保护中国侨民的利益。光绪三年清廷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首先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清廷于光绪十九年采纳薛福成的建议，为照顾旅外侨商归国居住方便，废除了海禁旧例，颁布新章程，允许“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皙。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同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山洋”。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一：我国古代不少吏书记载了海事活动。《晋书扶南传》记载，孙权于赤鸟午间派遣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夸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郝一带）。贾耽《海内华夷图》记述唐代著名航线“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直通波斯湾，全长14000千米，是举世无双的国际航线。扬州、明州、采州、广州等对外贸易大港亦应运而生。当时，广州港可以停泊上千艘大小海船，“番坊”聚集12万外国商人、水手和家属，于是在此设置市舶使专门管理，按规征收关税，接待保护外国商人等。一直到元朝为止，中国政府对海外贸易大都持着开放和鼓励的态度。

——摘编自刘兴诗《中国古代海事活动与海权意识＞

材料二：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部分大臣认识到“今我国通商各口无论长江内河、苏杭二州，皆任洋商轮船往来，是船业之利几尽为彼族所夺矣”。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江海已失航利。”鉴于轮招招商局的发展势头，为收回更多的航海权益，清政府解除了航运业的禁令，由此又带动了一批民营轮船商行的兴起。中法战争后，光绪帝发布上谕：“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由以大治水师为主。”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街九，统一海军指挥权。1889年，海军衙门要求沿海各省一律创设水师学堂。

——摘编自谢茜《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海洋战略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