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0年2月，一些华洋杂货批发商囤积钟牌414毛巾，零售价在10天内售涨84%，严重影响了国内民众的生活。为扭转困局，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严厉打击、取缔投机活动。1950年4月，中国百货公司成立，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国营百货零售商店48个，门市部87个；同时各级政府更是号召每一个县都要成立一家百货商店。至1956年，我国公私合营的百货商店已达到2803家，由此，国营商业掌握了大量货源，使军需和民用的物质需求有所保障。

材料二   从1992年起、各大超市、大型购物中心等各种新业态陆续出现在中国市场。它们大多采取连锁经营方式，并迅速扩张，逐步蚕食百货商店在中国零售业的市场份额。1998年，286家大型商场总体实现利润22.25亿元，同比往年下降16.93%，1999年，百货商店盈利情况进一步恶化，239家商场有149家利润至现负增长，其中72家亏损近三成。2001年后，我国逐步消除壁垒、扩大商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对于一直萎靡不振的中国百货业来说，也是一剂“治病猛药”，通过与外资企业合资、并购、竞争，中国传统百货商店向现代百货转型的进程被大大缩短，它们利用已有的优势，利润得到稳步提升。

——以上均摘编自马军《我国百货商店发展历程及展华》

材料   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农户一年的劳动成果，除了扣除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交纳国家的农业税外，绝大部分用于全家人的生活消费，农户不仅不可能持续地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953年和1954年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1955年，仅棉纱、棉布、卷烟，麻袋这四种产品的减少，就使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低4%。当时广大农村，高利贷者日益活跃，雇工剥削的现象逐年增长，租佃的农户不断增加，土地买卖日趋严重，新富农到处出现。如果让两极分化发展下去，广大贫下中农仍将逐步失去生产资料，走向贫困破产的深渊。1955年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一次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作，而实践上一般地说也能做到初级社比互助组增产，高级社比初级社增产，因而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就能够相应地增加收入，从而调动了他们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

——摘编自王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

材料一   明清时期，人们对种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当时“母强则子良，母弱则子病”“择种不当，贻误岁计”等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再加上当时作物的复种指数提高，对作物种植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明代《国脉民天·养种篇》对当时的选种工作作了详细记载：“凡五谷、豆、果、蔬菜之种，犹人之父也，地则母耳。母要肥，父要壮，必先仔细拣种……既颗颗粒粒皆要仔细精拣肥实光润者，方堪作种用……所长之苗，与所结之子，比所下之种必更加饱满……下次即用此种所结之实内，仍拣上上极大者作为种子……如此三年三番之后，则谷大如泰矣。”之后也有清康熙皇帝在丰泽园（现中南海内）的水田中偶然发现有的稻谷提早成熟，于是他每年都将早熟的稻穗留做种子待来年播种，终于以“一穗传”的育种方法，培育成了新的早熟稻。经过北方地区30多年的试种，御稻米才被推广到江南一带种植，后来被称为“康熙御稻”

——摘编自吕珊雁《古代品种选育和种子处理》

材料二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推广良种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1950年2月，农业部发布《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要求开展群众选种运动，建立品种改良制度，保证五年内完成良种普及计划。1953年，政府大力组织群众评选和换种农家良种，并结合农业试验研究机构选育新良种，有计划地推行良种繁殖推广工作。1955年，农业、粮食、商业三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粮食、棉花、油料作物优良品种繁育推广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加速良种的评选和推广，逐步建立良种繁育推广制度。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共征集到77000多个农作物品种，选出并在全国推广的稻、麦、杂粮、棉花、油料作物等主要作物品种200多个在新政权积极倡导和鼓励选育、推广良种的宣传和实践中，1950—1954年，全国农村都普遍开展了良种的群众选育工作。

——摘编自张晓玲《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作物良种改进的成就与经验》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合作社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2年美国农产品总量的80％以及出口农产品总量的70％均来自农业合作社。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合作社正是由拥有农场所有权的农场主在非营利的基础上为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是自有自享的法人团体。美国农业合作社类型众多，主要可分为供销合作社、服务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三类，美国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形成了“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立法、资金、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给予农业合作社很大的支持，同时美国还有比较完备的农业保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和私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种类多样的农业保险，大大降低了农业合作社的市场风险。

——摘编自赵冉、苏群《美国、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运动使中国在基本还处于半封建的状态下，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胡绳所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我国在引导农民由个体经济转向合作制经济的时机选择上并不成熟，加之在运动中注入了太过明显的政治因素，以致合作化运动中一再产生重大偏差，但是这并不是合作制经济本身的问题……并不代表着合作制经济本身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恰恰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总结历史教训的关键点，也为我们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建立农村合作经济提供了诸多启示。

——摘编自张勇《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注：材料出处中“建国”应为“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文，故不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