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知道,在公元第一千纪期间,技术和发明主要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直到17.18世纪,这个进程才倒转过来。我们已经看到戴震对数学和科学事业的兴趣,但还可以补充说，根据戴震的弟子凌廷堪(1757~1809年)撰写的《戴东原事状》的说法,正是戴震广泛地推荐一种阿基米德螺旋式水车作为汲水装置。在古典的中国技术中,螺旋原理是不为人所知的, .但现已见于“西人龙尾车法”中,戴震也写了一篇短文《赢族车记》讨论这一问题。
——摘编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艾萨克.牛顿爵士(1642~1727)以开普勒、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思想为基础,再加上他自己超凡的发现,实现了科学革命的大胆综合。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是科学原理的第一次综......与科学发展道路.上的前辈们不同,牛顿变得非常富有,并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英雄。1680年,他代表剑桥大学(他在那里任职教授)被选入议会,成为皇家铸币厂的总管,并被国王封为爵士。
——摘编自约翰·梅里曼《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基本状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牛顿经典力学能够出现的原因,指出技术发明对英国的影响。
材料 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如图是中西近代化历程的示意图。
与西方相比较，围绕“中国近代化历程”，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
| A．英国、日本——原生型 | B．德国、美国——感应型 |
| C．法国、美国——次生型 | D．中国、日本——感应型 |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设。得益于国家统一和雄厚的财政实力，秦朝形成了以公路交通为主，辅以运河运输的交通体系。这一体系在六国自身交通体系的基础上，呈现出统一、静态、闭合的特点。与秦帝国修建道路以维护自身统治不同，罗马修筑道路与其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有直接关系，通过战争的大肆掠夺，使罗马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又为修筑道路提供了充分的财力支持。最后罗马帝国形成了以地中海海运为主动脉、以公路交通为血管的交通体系，呈现出囊括性、开放性的特征。
——摘编自牛秋实《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1870—1900年的铁路网（单位：千公里）
| 年份 | 全世界 | 欧洲 | 美洲 | 亚洲 | 非洲 |
| 1870 | 210 | 105 | 93 | 8 | 2 |
| 1880 | 372 | 169 | 175 | 16 | 5 |
| 1890 | 617 | 224 | 331 | 34 | 9 |
| 1900 | 760 | 284 | 402 | 60 | 20 |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帝国与罗马帝国交通体系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世纪后期世界铁路交通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18世纪，法国卢梭形成了系统的道德教育理论，他主张教育应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使儿童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卢梭否认先天道德，认为人的德行是教育的结果。在肯定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卢梭主张道德教育要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身心特点，发展儿童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在卢梭看来，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自然教育实质上就是自由的教育，把儿童培养成自由的人。为此，他对经院教育的性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封建专制和教会权威下的教育，是对儿童本性的压抑和摧残。此外，卢梭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在理想社会里，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摘编自倪愫襄《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历史流变》等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华书局编写的《新制中华教科书》较全面贯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宗旨，体现出新的道德教育观念。教科书明确提出“阐发共和及自由平等之真义”、“提倡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以及“兼采欧化以灌输国民之世界知识”的编辑方针，以期达到“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的目的。袁世凯统治时期，教育部规定的“修身科”方针，也把“注重道德之实践，养成国民公共心及自治习惯”放在首要位置上。
——摘编自葛新斌、郭齐家《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道德教育观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卢梭与中国近代道德教育观念的共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法国卢梭与中国近代道德教育观念形成的不同背景。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新道德教育观念出现的意义。
材料一 基督教各派在唐、元时代曾先后传播于中国，但元朝灭亡后一度沉寂。明代中叶以后，天主教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了很大发展，但要进入中国，需要克服重重障碍。1552年4月，沙勿略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但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留下来。1582年利玛窦跟罗明坚学习中文，协助他共同打开中国的传教局面。利玛窦等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暂时不谈宗教，重金聘请有名望的学者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他们从古代经籍之中摘取有关“天”和“帝”的条目，比作西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
——摘编自《明代来华的西洋传教士》
材料二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由各地文教厅邀请天主教中的上层分子举行座谈会，“使发动下层的工作与这种上层的推动工作相配合”。中国的天主教“曾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热烈的鼓励教徒爱祖国”，而且天主教的“任何管理权应一律确实归中国人掌握，不容任何人操纵，外国侵略分子、间谍分子必须肃清”。号召全国“要学习广元的经验”，帮助教会实行自养。这种方法“使中国教会达到自养，使教徒们从经济上因而也在思想上打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摘编自《新中国对基督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天主教进入中国困难重重的原因，概括指出西方传教士打开在华传教局面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对基督教的政策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卷怢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国难的情况，删载繁重。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邈指出：医生应恪守医德、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北宋期间，947年，宋太祖亲为《开宝重定本草》作序，宋仁宗嘉祐六年编写《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本草图经》。中央设立了翰林医官院，掌疗官吏军民疾病，后成为培养医学生的场所；同时地方上增设药局，以帮助百姓治疗疾病。专门设立了“收卖药材所”，并设立药官鉴验药材的优劣真假，严禁将不良的药物制成熟药。实行药物销售的国家专营政策。百姓不能及时买到药物，耽误病情，则杖责一百。南宋宋孝宗隆兴二年，两淮瘟疫流行，朝廷急令和药剂局制赈灾药四万帖，派使臣遍诣两淮州县乡村散给。京城官药局的五个门市年上交四十万缗，占国家财政收入的0.67%。
——整理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7世纪晚期，欧洲医学活动的中心移到荷兰的菜顿。西尔维斯在那里牢固确立了临床传统。伯尔哈韦在这里发展了临床方法，他对病人进行富有同情心的治疗，真诚渴求从自己观察来理解疾病，他激发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影响了18世纪医学的发展。18世纪末，马修·贝利撰著了一部专门图解人体病理变化的著作——《病理解制学图谱》。贝利写道：“人体各个部分的自然结构都已得到了十分细致的研究，因此，解制学可以说已达到了高度完善。但是，我们关于疾病引起的结构变化的知识却仍然很不完善。”19世纪早期，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的研究在英国扎下根来。在这欧洲处于动乱的时期中，英国引导着理智进步。
——摘编自亚·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医学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欧洲医学迅速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医学发展对今天的启示。
材料一：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情感油然而生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材料二：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民意基础上，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对国际条约说了“不”字。从此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
——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材料三：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野蛮侵略下……不管是国内的居民还是海外的华侨，都同样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聚结成一个整体去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这场战争也引起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彼此消长的大变化。……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正是通过在这场战争中的实际观察，才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并团结在它周围。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南京条约》中丧失的国家主权，由此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
（3）据材料三，谈谈你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地位的理解。
| A．百日维新模式——缺乏转化为开明权威体制的制度创新能力 |
| B．孙中山模式——既具有市场导向性又具有权威整合能力 |
| C．毛泽东模式——国家全面控制社会但基本上排斥市场导向 |
| D．邓小平模式——既有权威整合的强大能力又有市场导向性 |
材料一 近代以前，中国人只知有朝廷，有天下。19世纪中叶后才逐渐接受“国家”这一近代概念。1900年，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将造成当时“老大中国”之责归罪于一班“老朽之人”。“少年中国”一词流行起来，遂涌现出“少年中国之革命军”、《少年中国晨报》等团体及刊物。由于进化论风靡，年轻一代必然代表未来的希望似乎成为一种常识，青年人不仅自担责任，似乎整个社会都将希望寄托于年青一代身上。五四时期，甚至“青年”尚嫌不够，还要冠之以“新”。但在建构“少年中国”过程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却出现“认同”危机：要复兴民族，却要抛弃传统；痛恨帝国主义，却又对其文化情有独钟。在“少年中国”旗号下，聚集着持各种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观点、主义。更加复杂的问题是，到底该由谁来担纲建设“少年中国”的责任。“少年中国”始终是一个虚幻的理想，时人对这一概念的珍爱，恰恰映衬出内心的无所皈依。
——摘编自金燕《“少年中国”形象的构建与中国认同危机》
材料二 美国的国家认同并非世人熟知的“美国信念”，而是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定居者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其核心元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虔诚；起源于英国的法治理念、统治者的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念；敢于持异议的新教价值观，如工作道德以及个人主义。但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盎格鲁——新教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了诸多挑战，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浪潮，学界和政界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族群和性别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以及精英人士日益强调的跨国身份认同，等等。与此同时，在美国人看来，全球霸权已经成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特质之一，不是世界第一的美国就不是美国。
——摘编自谢韬《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少年中国”之说出现的背景，并分析“少年中国”在当时无法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后期美国国家认同发生的变化及原因。综合上述两则材料，谈谈对如何凝聚国家认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