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方和西方在词源上最早源于拉丁语，在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管理中就开始使用。罗马人以罗马城作为世界中心坐标，以西为西方，以东则为东方。罗马人所指的东方包括西南亚洲和东北非洲，这些地区作为罗马的行省列入帝国版图。……后来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展，从西亚、北非、南亚到东亚，最终囊括了整个亚非地区。

——摘编自任霏、杨文雅《东西方概念的溯源与界定》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冷战期间，“西方”与“东方”逐渐演变并日益固化为具有特殊内涵的国际政治词汇。“西方”一词成为凝聚并体现美国与西欧政治、经济及文化含义的复合体。在政治上，它被贴上了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标签；在经济上，它同生活富裕画了等号；在文化上，它指以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文明为核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竭力给非西方国家贴上“威权”“专治”“落后”等标签，借此凸显他们自身的优越感。受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中国人还是会把西方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邪恶本质联系在一起，

——据任霏、杨文雅《东西方概念的溯源与界定》等整理

材料一   新思潮中的重新评判传统，并不仅仅是批判孔教。在胡适、梁启超等学者的努力下，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以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与西方争胜。胡适最先运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注重古代哲学家著作的真实性。胡适还呼吁扩大研究的范围，打破一切门户之见，庙堂的与草野的文学均应该研究。他对墨家学说和古代白话小说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从1919年起，梁启超开始着手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在中国史学、墨学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建树。梁启超、胡适、汤用彤、梁漱溟批判性地考察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冯友兰关于道家和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成为传世经典。中国学者的某些杰出研究成果甚至获得了外国权威机构的肯定。大体上，从事国故整理工作的重要学者，他们所做的工作要比早期那些攻击传统的人更具有建设性，也可能更具有远见卓识。

——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文物古迹的毁损问题严重，引起了保存古迹运动。历代教皇收集异教的雕刻品和零散的建筑物，并运抵教廷与罗马的博物馆存藏。许多古典的雕刻品被藏于王宫和花园。马佐拉与贝蒂尼经过4年的功夫，尽力模制罗马遗迹上的雕文，然后发表了《罗马城的古隽语》。1515年，教皇利奥任命拉斐尔整理古物，他和同伴一起设想了一个颇为不凡的考古计划并加以实施。遗迹古物的寻获，影响了整个艺术界和思想界。米开朗基罗的《布鲁塔斯》，其拟古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地。文学将基督教的神学转化为异教的神话，并以奥林匹斯取代天堂。绘画方面，古典的影响表现于异教的主题画。古典的夸耀很明显地表现于新建的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费高达100万金币，“实为空前伟大的建筑物”。

——据【美】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

“征梦”

1932年11月，上海《东方杂志》编辑部发起了一次“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征稿活动。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来稿数量众多。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特号”选择了100余人的稿件进行了刊发。

表：部分刊发稿件所表达的“国家梦”

《东方杂志》因为这次“征梦”活动遭遇了国民党当局的干预。杂志社总经理王云五要求主编胡愈之改变办刊方向，胡愈之因拒绝改变而被迫离开主编位置。当时的鲁迅未参与“征梦”活动，并在杂文中批评胡愈之说：仅仅“谈梦”无助于对现实的改变。

——据耿密《民国知识精英的“国家梦”—基于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特号”的片断观察》

材料一   在16世纪—20世纪初的世界近代史历程中，现代化经验大多来自西方，西方化也由此被塑造成人类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种神话正在被打破，人们正在更加全面地认识西方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固然有其共同特征，同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现代化始于西方，但现代化道路绝非西方“专利”。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控制基础上，其历史黑暗面永远难以抹去。从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剥削农民，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剥削工人；从寻找新大陆、建立贸易据点，到大规模殖民、建立跨洋帝国，西方现代化展现出恃强凌弱、泯灭人性的掠夺本质。

——摘编自戴维来《世界现代化道路绝非独尊西方》

材料二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迈向更高台阶；丰富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为其他还在探寻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提供了更多可能。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开辟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元性。

——摘编自任保平任欣怡《中国式现代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