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一   自秦朝至明清，中国传统治理形成了“双轨政治”架构，包含“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和“自下而上的自治民主体制”。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县以下更多的是“无为政治”和“长老政治”。而连接县以上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制”秩序与县以下以家族（宗族）为中心的“乡土秩序”的，是乡绅阶层。

——摘编自秦晖《传统十论》、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等

材料二   民国年间，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各种政权都先后推行了各种类型的乡村自治运动，都企图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因此，各种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运动，尽管披上了一层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但有自治之名却无自治之实，名为自治实则官治，其目的不是为民众造福、维系乡村秩序，而是最大限度地从乡村索取资源。民间社会所认可的保护型乡村精英被官府安排的赢利型乡村恶棍取代。这些运动，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之道，使乡村治理陷入“专政劣治”的困境。

——摘编自肖如平《民国时期的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

材料三   1957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针。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经济领域，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政党制度方面，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之间，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主张“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摘编自《毛泽东文集》第8卷

材料 随着环保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1969年组建的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为载体，积极介入社会领域尤其是环保领域的事务，这被视为北约除防卫协作和政治协商功能之外的“第三维”。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把空气污染治理列为第一批试点研究之一，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研究和推广活动；还积极举办空气污染治理专家会议或推动国际环保会议的召开。与会各国先后制定了本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及空气质量标准，并颁布国家空气污染控制法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无关政治”的形象，似乎为东西方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开场白”。1972-1976年，美苏两国相关专家多次互访，在环保领域签署了一系列草案和协议，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冷战缓和时代美苏合作的新篇章。

——摘编自张勇安《北约与跨大西洋的空气污染治理》

材料一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以李贽为首的反理学思潮。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带有一定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如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他对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唐甄、颜元等人，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了论战，有的批判锋芒更直指封建专制的统治。他们抨击宋明理学中的禁欲主义，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等新的命题。顾、黄、王等人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对立。然而，在明清两代，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启蒙思潮不过是在潜滋暗长。

——摘编自刁国庆《试论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的递变》

材料二   文艺复兴运动历时近三百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学艺术领域，从但丁、彼得拉克到薄伽丘到达·芬奇、拉裴尔、米开朗基罗；在自然科学上，有哥白尼、布鲁诺；在哲学上，有瓦拉、皮科；在政治理论上，有杰出的马基雅维理等；在宗教领域，有极富个性的人文主义者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上述巨匠们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推进着历史的发展，促进了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的伟大进程。资产阶级文化，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终于战胜了封建的、宗教的精神暴政，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摘编自刘念慈《试析中国早期启蒙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异同》

材料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认为，能使用汉字的人才是有学识的。伴随着和学的兴起，大多日本人认为汉字是阻碍国家繁荣富强的绊脚石。于是，日本出现了文字改革的高潮。在改革过程中，日语音节少、结构单一，同音词、异义词非常多，而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全新的知识，用现有的词语不足以表达。因而，他们便利用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和造词能力，创造了大量新的汉语词汇，如：政治、经济、物价、文化、天体等涉及到各个领域的词汇。除此之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汉字已根植于日本的语言系统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它与“假名”共同承担着记载日本文明的任务。近代以来，汉字不仅依然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文字被广泛使用，还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摘编自陈月娥《日本近代文字改革论中的中国与西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