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据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统计
材料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在影视等特色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传播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等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015年，中国向东南亚出口电视节目总额达到12397.39万元，占电视节目出口总额的24.15%，2016年提升到31.50%。影视等产业的文化传播，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展现了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精神面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魅力更加直观、丰满。
材料三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持续给“一带一路”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下行阶段，增长动力减弱，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受经济下行影响，“逆全球化”风潮涌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阻碍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加重了全球经济运行负担。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任力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并谈谈你的应对策略。
材料一 中古中后期及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发展标志性事件（部分）
| 时间 | 事件 |
| 11世纪 | 西班牙莱昂、英国伦敦等获得自治的特许状 |
| 12世纪 | 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成立，巴黎的教师组成教师行会 |
| 13世纪 | 巴黎大学、剑桥大学成立，但丁成为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百人会议的成员 |
| 14世纪 | 德意志各大商业城市正式组建汉萨同盟，同盟设有最高议会和最高法院，入盟城市必须遵守同盟权力机关作出的决定 |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整理
材料二 平等是维系中世纪西欧市民认同和契约的纽带。城市为市民提供了基本的市民权，从法律意义上说，所有市民的身份是平等的。周边农村乃至外地（国）涌入城市想成为市民的人，多是冲着能与他人享有平等机会而来的。因此，城市本质上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中出现的非等级社会。城市即使呈现出等级分层，基本上也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是开放式、动态式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是平等的。商品价格的高低与商品主人的出身不相干。领主在市场上无论是购买还是出售商品，都得承认对方的独立意志与平等身份。商品货币关系越发展，平等原则就越重要。市场中逐渐形成的商法体系，使平等交易原则进一步得到法律确认。常有城市议员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充当奴隶的人。当然，城市富有贵族和城市普通市民的法律地位平等不能掩盖社会地位不平等。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发展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对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中的“平等原则”的看法。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党在这次事变（九一八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材料二：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指出：“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摘编自《八一宣言》
材料三：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事宜，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基本主张，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保证。为了尽早实现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主动积极动员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停止反蒋，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推动下，国共第二次合作最终得以实现。
——摘编自王凤志、钱家慧《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及其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背景。(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为促成国共合作抗日所作的努力，并对此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商王之下设有尹及各类事务官，有着为数众多的“臣”或“臣正”，见于卜辞和铜器铭文的官名也很多。《尚书。酒诰》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在商的四周，分布着许多的小国，有的则穿插于商国境之内，不过多数的方国比较弱小，它们臣服于商，但各诸侯国、方国的管理，不是由商王任免的，有些方国后来也渐渐为商所吞灭。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下册）》
材料二《左传》昭公七年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昭公二十八年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周人这种新创的统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周代王权的地位，此时的周王“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俨然是天下之共主了。
——摘编自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朝政治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代新创的统治方式的名称及其作用。
材料一
材料二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形态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可以说是“魏初风俗至陋”。进入中原以后，由于鲜卑贵族内部奴隶主保守势力的存在，这种封建化转化是十分缓慢的。原先迁徙式的游牧经济进入中原后逐渐弱化，封建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他不可能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这两种经济所代表的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占少数的鲜卑族人来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尤其是以一个落后的民族来统治比他先进的民族，其间反差，势必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因而完成鲜卑族的封建化与处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内容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与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将“名教”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他指出“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认为儒家教人重名，旨在鼓励世人为国为民;并认为“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才缺乏的主因是“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并强调“教不本于学校……则不能覆名实”。他倡言在科举内容上要求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并强调“考校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在选官上他认为，官吏职位高低必须与能力大小与相一致，并指出“若力小任重，则挠权乱法，增朝廷之过”，相反则会压制人才,挫伤积极性，如他见胡瑗“志行坟典，力行礼义”，故奏荐其为学官。此外,他还认为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监察官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不畏强权、关键时刻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摘编自夏其干《范仲淹吏治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范仲淹吏治改革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仲淹吏治改革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程碑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加之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探索的成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其次，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我国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伟大成就”和“曲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推进的原因并分析其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