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正统阅读始终是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流。在封建社会早期，阅卖尚且是一种奢侈，把阅读作为娱乐则更是达官显贵和家境殷实的文人墨客的专利。封建社会中期以后，阅读娱乐性明显下移，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戏曲小说成为传阅自娱的主要读物，就连女性也加入其中。……明清两代，更不乏将自己的认识和亲身感受记录在著述中的文人。当然，读者的阅读目的至少具有以上一种或兼具其中几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层百姓，加入了阅读的行列，读书目的分化愈加明显。

——摘编自王余光主编《中国阅读通史》等

材料二   晚清的阅读革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新式媒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类书刊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为了救亡，士大夫阅读的主题逐渐由四书五经转到西学，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革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议会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是近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标志之一。英国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在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要咨询议会的意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国王和贵族的共治。从“模范议会”召开到都铎王朝建立，190年间共召开了175届议会，大约每年一届，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议事立法程序。17世纪中期，随着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1689年的《权利法案》，逐渐树立君主立宪制和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但是英国下议院自从1688年后再也没有新的市镇取得议会代表权，而随着一些新兴城市迅速崛起,他们为了获得议会的席位，极力要求改革议会，于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进行了三次议会改革，为全面实现普选和以后的议会改革扫清了障碍。

——摘编自蒙夺黄月芬《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近代中国议会大事年表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对代议制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模式进行扬弃的产物。这种模式既借鉴了三权分立模式职权明晰、便于监督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会导致效率低下的弊端;既吸收了议行合一模式便捷高效的优点，又克服了它职责不清、不利监督的弊端。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植根于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把国家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不与任何其他机构分享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又把立法权、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留给了自己，也把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经由法定程序分别授予了政府、法院和检察院。

——摘编自钟丽娟《从理论到实践，理解和感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材料一 20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强国都被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中，由于他们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剩余资本和产品有海外市畅。这些殖民地的竞争转而又促成了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加上欧洲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愿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早在19世纪，随着社会生产和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各国之间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以及人类社会互相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一些国际机构便根据行业需要而建立越来，并拥有监督国家个别行政部门的权力，如国际电讯联盟、万国邮政联盟等。到1914年这样的组织已有30多个。此外还有一些非官方的国际团体……但是这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仅限于行政事务方面，并不具有政治上的任何约束力。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

材料三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最后决议……表示如果日本拒绝国联的决议，不从侵略地撒军，54个国家将与日本绝交。……最终由于各自的实际利益而未实行。日本的侵略行动未能制止，国联令人失望。各国认为中国的利益不能得到国联的保障，其他国家也只有发展军事以图自保。

——摘编自《国际联盟与九一八》

材料四 雅尔塔体系具体内容大体有四个方面：

（1）西方欧洲雅尔塔体系。它通过分区占领管制德国及非法西斯化的原则协定、关于波兰疆界和临时政府组成的协定、《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等，划分了美英和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这是雅尔塔体系的关键环节。

（2）东亚雅尔塔体系。对战后亚洲的安排主要是通过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秘密协定》《波茨坦公告》、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改造，以及美苏在朝鲜受降的“三八线”协议等实现的。

（3）“中间地带”雅尔塔体系。对于殖民地的安排，除英法荷在远东的殖民地被保留下来，其他地区的殖民地转交给联合国托管。这方面的内容规定比较笼统，是雅尔塔体系的薄弱环节。

（4）联合国。战后成立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确定了“大国一致”的原则，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事有否决权。

——摘编自杨鹏飞等《二十世纪以来的战争和平与世界发展——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兰州会议论文集》

材料一   汉立国之初，匈奴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侵扰边，给西汉造成严重威胁。为了宁边固界，刘邦采纳大臣建议，与匈奴“和亲”。惠帝、文帝、景帝承袭前制，继续推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使汉匈休战得以维持60余年。李唐王朝带有鲜卑族血统，“夷夏之别”的观念相对淡薄，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多数较为主动而开放。“和亲”多出于建立友好互信、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拓土开疆为主要目的。寰宇四邻、目及四海，可谓“四面出击”，涉及吐谷浑、突厥、吐蕃等九个少数民族，最远伸及中亚锡尔河中游的宁远国，和亲规模远超前代。

——摘编自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

材料二   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五代以后次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和亲。满蒙联姻从一开始即有一个明确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努尔哈赤曾先后数次与科尔沁和喀尔喀五部贝勒举行盟誓，反复重申要“相与盟好，合谋并力”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君臣身份的政治结盟关系，蒙古王公地位的升降，爵号的封削，联姻关系是连续发展还是就此中止等等，无一不以王公额附对清廷效忠的程度为转移。

——崔明德、林恩显《论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它》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