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卡佩王朝时期：“他是被选立的国王，其权力只限于从桑利斯到奥尔良的王家领地范围内。……13世纪前，卡佩王朝的每位国王都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继承人在自己生前当选为国王。”

腓力四世时期（1285－1314）“给了市民阶级一定的权力，如召开三级会议。……最初是封建君主为了对抗教权，加强王权而设立的，……但三级会议对制约君主的权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新增税收等决定要经过三级会议的批准。”

法兰西斯一世时期：“国王有了绝对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权。……最高司法权力完全隶属于中央，……并只有王室法庭才能做出最终裁决。”

路易十六时期：“国王为最高统治者，掌握行政权；立法权属于一院制的议会，国王不得解散议会；司法权委托给选举产生的司法官员行使。”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战后世界，风云变幻。合作共处下暗流涌动，百舸争流中联动整合。某同学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视角梳理了这段历史，并对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如下表）

材料一   一般论者认为，条约口岸还可进一步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在那里，有完全通商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设立领事馆，在那里，有一个海关衙门”，这一类可以称作标准条约口岸。第二类，“在那些城市里，一般是没有海关衙门的，没有领事馆，外国人是不应该在那里永久居住的。”第三类，“沿着长江和西江的某些地方，有所谓访问口岸，在这些商埠，外国公司的轮船可以为着装货和载客而在那里停泊，在另外一些这样的商埠，该轮船只能为载客而停泊”。

——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

材料二   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近代中国重要商业与工业城市均为通商口岸，构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单就上海一地而言，据统计，1911年上海共有工厂48家，占全国工厂总数28.1%；1930年上海共有工厂837家，占全国工厂总数42.4%。

——周子峰《二十世纪中西学界的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研究述评》

材料三   与其说条约口岸代表了移植于中国沿海海岸的西方生活方式，还不如说中国接纳了西方人及其生活方式。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

材料四   英国驻上海副领事马安认为，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对外贸易，“不仅仅有利于英国，而且有利于中国这个大国的千百万居民。”

——李必樟译《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