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清代《景德镇陶录》记载：“有试照（即“火照”）者，熟则止火。”“盖坯器入窑，火候生熟究不可定，因取破坯一大片，中挖一圆孔，置窑眼内，用钩探验生熟。若坯片孔内皆熟，则窑渐陶成，然后可歇火。”这说明当时（     ）

A．制瓷业的流程相当复杂	B．成功烧制瓷器有了技术保障
C．瓷器质量由生产者决定	D．技术制约家庭制瓷业的规模

2 . 据历史记载，明朝移民云南的有二三十万卫所军人，连同家眷约有八九十万人，约占当时云南人口总数的1/4，驻守贵州的军人及其家眷约有六十余万人，明初驻守广西的军人及其家眷也不少。这些举措（       ）

A．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B．扩大了明朝统治的疆域
C．消除了南方的民族矛盾	D．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

3 . 根据记载，上海轮船招商局在成立之初大量吸引民间股东投资，以公司制度管理。但是民间股东对公司管理却无发言权，洋务官员们能够完全决定高层经营人员的去留和职位，定夺重要决策，甚至临时事项也必须向官员禀告并应允等。对上述现象理解准确的是（     ）

A．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生产方式	B．反映了其官督商办属性
C．刺激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	D．强化了企业的封建性质

4 . 《明赠承德郎工部虞衡司主事昆源冯公墓志铭》记载，明末歙县程胜恩有感于父亲和祖父毕生耕作而生活清贫，“愤然作色曰：‘丈夫生而志四方，若终其身为田舍翁，将何日出人头地耶！’用是效白圭治生之学，弃农就商，往来荆襄吴越间……以生以息，不十年而家成业就”。这表明，明代士人阶层（     ）

A．职业观念有所转变	B．摆脱儒家观念束缚
C．自我价值得到凸显	D．突破旧的阶层限制

5 .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骞（张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古印度）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汉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汉武帝派人“指求身毒国”（     ）

A．是古代中印直接交往的史证	B．旨在联合大夏以扼制匈奴
C．导致佛教由此路线传入中国	D．利于西南丝绸之路的探索

6 . 汉代画像石砖中常常会出现胡人形象。如图为河南安阳出土的乐舞百戏图，其中右数第三人装束明显不同，身着短袍和长靴。东汉史学家班固曾在《东都赋》中记载此类场景：“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傑侏兜离，罔不具集。”这反映了汉朝（     ）

A．文化领域的和而不同	B．城市市民文化开始兴起
C．对外贸易繁荣的影响	D．匈奴与中原的密切交流

7 . 《元史•食货志》记载：“科差之名有二：曰丝料，曰包银”，及世祖即位又增设“俸钞”之科。科征办法为“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而且主要由民、军、站、匠等诸色户计中的民户负担，同时民户又细分为丝银全科系官户、丝银全科系五户丝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户别。据此可知，元代科差的实施（       ）

A．说明中央集权统治遭冲击	B．客观上强化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
C．体现出自耕农经济的衰退	D．有效抑制了地主兼并土地的痼疾

8 . 下表所示为关于元代医学方面的记载情况（部分）。据此可知，元朝（     ）

文献	内容
《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九	“余被命守温，作医学于惠民局之北端，以延祐戊午（1318年）八月经始，越三月落成”
《青崖集》卷五	“公讳友，字鹏举，三世业医，为人恺悌简质，不立崖岸……至元丙子，皇子开府于秦，擢公教授京兆医学”
《元典章》卷三十	太医院诸路医学提举司规定：“各处学校应设大小学生，今后其有仍前不令坐斋肄业、有名无实者，初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各罚中统钞七两；再次，教授罚俸两月，正、录视前例倍罚”

A．医学理论在实践中继承与创新	B．政府较为重视医学教育的发展
C．医学管理受社会主流观念束缚	D．医学规模得益于民间力量支持

9 . 如表是关于祁门红茶创制的三种记载。综合表中信息可知（     ）

记载	来源
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二年（1876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	《农商公报》（1916年）
该（祁门）县向来嗜制青茶，1876年，余干臣于历口开设子庄，劝诱园户制造红茶，出高价以事收买，翌年设红茶庄于闪里	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编《祁门之茶业》（1933年）
同治十年（1871年），黟县余干臣建议祁人改制红茶。胡元龙公见识宏远，接受余某建议，先在培桂山房茶厂，把自采茶叶着手改制，取得了经验，再推广到全村	胡益坚《我所知道的祁红茶史》

A．《农商公报》记载更为客观	B．胡元龙创制了祁门红茶
C．祁门红茶创制于同光年间	D．三种记载难以形成互证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所属时期	概况
含山凌家滩遗址	新石器时期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铜陵铜矿遗址	商周时期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两汉时期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隋唐时期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两宋时期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