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农业已进入锄耕阶段。相传大禹导江为沱，分引岷江上游洪水。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主要由人工河道、堰塘、大坝、渠、沟等组成，起着排洪和灌溉二重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古蜀人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丰富治水经验和水利工程技术，就没有后世的都江堰。这也是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开发四五千年，成都城市历经3000多年仍充满生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生活在常遭洪水侵害的两河下游的苏美尔人，很早就学会了修建大坝，池塘、沟渠，各个村落在日趋复杂的灌溉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中逐渐融合和统一。进入青铜时代后，大河两岸城市兴起，谷物成为城市最大的出口产品，平原上许多城市都建造了由运河、大坝、蓄水池、沟渠、引水管等控制的排洪灌溉系统。
即使是商代古蜀第一大城市三星堆，其遗址中也有被洪水冲刷过的痕迹；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爆发洪水往往是在每年的4～6月，那时，春季谷物已经收获了。成都平原雨量充沛，而美索不达米亚一年中有8个月基本无降雨。因此，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两地的灌溉系统各有侧重。乌鲁克、乌尔都曾经是平原上最大的城邦，先后称雄美索不达米亚。但是，它们也尝到了土壤盐碱化的恶果。与此相对应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北部地区地势较高，有天然的排水条件，而且，北部山地有足够的降雨，基本不需要灌溉，这使得巴比伦、尼尼微等“后起之秀”逐渐超越南部城市，成为国际贸易线上最重要的城市。
——摘编自邹一清《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从灌溉系统的比较分析看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灌溉系统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灌溉系统侧重点不同的影响。
材料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西方近代文化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开始在中国出现，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逐渐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一部分。
二是一些传统的部门和学科或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需要而逐渐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向现代部门和学科转化；西方的一些新部门和新学科开始传入中国，并最终得到确立和发展，从而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部门和学科体系。
三是诸如纲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农抑商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或否定，并逐渐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重商、进步等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
——摘编自郑大华等《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就材料的部分或整体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材料一 尽管欧洲在14世纪初就向外寻求贵金属，但生产能力未能与人口和货币量同步增长，市场的商品不足，不能消化这么多贵金属货币。1500—1800年，世界白银量从约35000吨增加到约168000吨，是欧洲原有白银存量的5倍。贵金属盲目地作为货币大量投入市场，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发生西方所谓的“价格革命”。
——摘编自薛国中《美洲白银与欧洲价格革命》
材料二 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如以铜钱计，崇祯时十年间米价上涨了十倍，银价上涨了五倍。
——摘编自魏斐德《洪业》、胡小伟《明清之际的“价格革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欧洲价格革命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对于西方，明末“价格革命”的不同，并谈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材料 亚历山大帝国的“世界性”促使当时的统治者和一些学者产生创建一个所谓“世界图书馆”的想法。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端的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和与东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中心。后来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位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统治者自视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征集“世界之书”，包括环地中海地区乃至“东方”的文献，创建了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托勒密王朝垄断了当时书写用的莎草纸的供给，这使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在与其他图书馆争夺图书资源时具有资源优势。经济繁荣使托勒密王朝得以延揽大批著名学者，汇集于此的学者整理、校勘、翻译了大量古代文献，有研究认为，在托勒密王朝晚期该图书馆藏书不少于70万卷。亚历山大里亚由此取代雅典，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
——摘编于何立波《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与托勒密王朝的世界意识》
(1)根据材料，简析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建立和发展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文化建设活动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一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华盛顿体系和远东太平洋秩序，但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在维护亚太秩序上很少有所作为。1931 年，日本精心制造“九一八事变”，打破了美国在远东多年营造的“华盛顿体系”。事变发生后，虽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等人主张“华盛顿会议的新秩序决不容忍像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野蛮侵略”，但总统胡佛却认为美国不应该单独冒险去“刺激老虎”，他指责史汀生“更像是斗士，而不是外交家”。随后，日本逐步扩大侵华战争，美国虽然采取“不承认主义”，但在行动上却是竭力避战保和。
——摘编自刘建华《美国亚太政策的交替演变及其动因探析》
材料二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政策以安全防务为重点。布什政府(1989—1993年)提出建立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泛太平洋经济联盟”，主张以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促进亚太经济合作。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意识到仅靠一个国家，永远不能维护地区的稳定，因此美国充分利用与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及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盟关系，并敦促盟国更多地承担防御责任和安全义务。苏东剧变使得美国自认为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因此自诩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有实力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要建立符合美国“价值观念”的世界。
——摘编自李忠《美国亚太政策的新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亚太政策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内容及其出台背景。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淮河流域部族、方国和封国密布。大禹治水后是夏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汉武帝采取措施消除宪豫平原的水患，西汉末年全国人口5959万人，而淮河流域约为1448万。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迂回曲折的历程后，隋唐是淮河流域经济的辉煌时心，而且淮南淮北经济均衡发展，改变了两汉淮南落后于淮北的局面。在宋金对峙时期，淮可流域经济一度衰落。南宋以后，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流域内洪涝灾害频仍，与其他发展较快地区比较大落伍了。明朝初年，统治者除了实行兴修水利、鼓励垦荒以外，还实行了向流域地区移民、营建凤阳中都城的特殊政策，促进了流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清时期流域内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倾向更为明显。
——摘编自王鑫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晚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水利状况更加糟糕。"道光二十四年至光绪七年，平均每三年大水一次。"以张謇为首的两淮名士深切同情灾民，他指出洪灾根本原因在于淮河入江、入海路断，根本之路在于导淮。但是其时政府并未重视此事，于是他们另辟蹊径，倡导利用外资导淮。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导向下，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积极推动两国在导淮事业上的沟通和合作，两国于1914年签订了《导淮借款草约》，但这一举动威胁到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遭日本强烈反对。美国为了保护其利益，同意日本加入到运河借款和运河工程的管理上，使中国民众对美国深感失望。淮河流域贯穿苏皖鲁豫四省，苏皖两省是淮河流域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两省在导淮工程上的分歧颇大，各省相争，1924年后，导淮事业逐渐衰微。
——摘编自李菲《中美导淮事业的历史进程与影响（1911-1927）》
材料三 新中国历次重要治淮会议(节选)
| 时间 | 内容 |
| 1950年 | 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颁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成立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治淮委员会。 |
| 1957年 |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淮河流域治理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治淮7年来的成绩和问题，着重讨论淮河流域规划。 |
| 1985年 | 召开国务院治淮会议。会议审议了《淮河流域规划第一步规划报告》《治准规划建议》和“七五”期间治淮计划的安排。 |
| 2010年 | 国务院治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根治淮河水患，事关沿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要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统筹解决好防洪、除涝和水资源保护问题。 |
——整理自《治淮》：《新中国历次重要治准会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导淮事业衰微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治准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影响。
材料一 16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华，路易十四也于1685年向中国派出了5名传教士，他们在整理历法、修理火炮等方面成效显著，并因在中俄尼布楚战争中担任翻译有功，受到朝廷表彰。康熙皇帝不仅允许西人“在华行教”，还与路易十四互赠礼物。为拓展对华贸易，法国从1660到1712先后成立过三个“中国公司”，但均因种种原因先后破产。
——摘编自曲星《中法关系的缘起及历史演变》
材料二 部分近代中国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
| 人物 | 观点 |
| 王韬 | 既谴责法国革命“弑君”和违犯“天理国法”，同时责怪法王路易十六“与民众好恶不同”，以致身败名裂 |
| 邹容 | 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 |
| 李大钊 | 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 |
——摘编自马胜利《两个民族的自视与互视——中法关系回顾与思考》
材料三 2003年10月到2004年7月在中法两国互相举办的“文化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法国以“古老、多彩和现代的中国”为主题向公众展示了深厚而富含生机的中国文化，在中国则以“以人为本和革新”“浪漫与创新”为主题向中国民众全面展示法国文化。“中法文化年”得到了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中法工商界也加入了“中法文化年”赞助委员会。
——摘编自白琨《“中法文化年”对国际文化交流带来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鸦片战争前中法两国交往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家“中国公司”破产的可能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人对法国大革命看法的异同点，并以史实说明法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法文化年”对国际交流的启示。
材料一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持拔其根，芜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
——摘自《淮南子》
（注：《淮南子》为西汉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于公元前139年献于即位第二年的汉武帝）
韩子不向民主主义去提倡，何耶？韩子亟于救韩之亡，思以极权振起，此其所以不言民主也……秦国强暴，韩与秦为近邻，秦人割其土地，夺其资源，奴其人民，侵略无已止……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
——摘编自熊十力《韩非子评论》（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中叶）
材料二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摘自《商君书》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摘自《韩非子》
材料三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概括《淮南子》和近代学者对法家思想的评价，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二者评价提出的政治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法家思想对当今国家治理的价值。
(3)结合上述材料，指出如何区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由御史监察、谏官言谏两大系统构成。秦汉时御史受丞相或少府节制，东汉开始，御史台逐渐独立出来，至宋代，御史的任用由皇帝亲自选用，不许宰执推荐。秦汉时御史尚有不纠三公的规定，至两晋南北朝，御史中丞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劾。迄于明清，特别还增加了对所谓“学术不正者”的举劾权。清朝更是明确规定，科道官的重点纠劾对象是“王公、贝勒”。西汉侍御史和刺史品秩为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唐代的监察御史为正八品上，但有权监督六部尚书。与此相反，言谏组织不断萎缩，元代干脆取消谏院。中国历朝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清代的《钦定台规》等。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
材料二
——摘绵自李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的制度设计变迁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监督的历史梳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临察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监察制度的发展趋势。
材料 元代在民事审判制度上有所发展，首先表现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实践中已有明确的区分。元政府在民事司法方面积极参与，详细规定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各种方法、机构及诉讼程序等。元代的民事审判主要是由县级管辖，最高到府路级，刑部、礼部和中书省仅是裁决和法律解答，这些机构按各自领属的民众的法律和习惯审理内部民事案件。在民事审判适用的法律上，各民族的法律和习惯都得到承认，实际上是坚持了属人主义，以致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根据各自的民族归属适用各自的法律习惯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的民族、职业、宗教信仰和性别，在民事诉讼中分别对待。元代由于民事审判机构过于庞杂，在现实中造成很多问题，最为严重的是由此造成政府部门相互推诿，百姓纠纷难以得到解决。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民事司法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元代的民事司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