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还有一定的思想根源和宗教根源，商路不畅和转运成本过高造成的商业危机则是一个直接原因，以上因素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必要性；同时，欧洲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知识的进步、皇室的支持表明新航路开辟的主客观条件也已具备，远洋航行是可行的、有希望的，这些都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可能性。
——摘编自田丰秋《浅议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地区之间不仅有经济的往来，还有文明的交流。就以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例，四大发明问世后，逐渐走向了世界，对改造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廉价的纸张很快就取代了欧洲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和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传入欧洲，推动力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还借鉴了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大大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王蕊《浅谈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可能性”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到1901年城市人口占比为78%。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经济重心向北移动，新的工业城市在北部和西部兴起，人口也发生了相应的流动。随着人口增多，城市功能也不断得到完善，还出现了各具功能和特色的城市，如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城市。便利的交通使得全国大中小各类城市连接畅通，还形成城市密集性地区，导致城市群的出现。英国城市化初始阶段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是依靠对其他农业国的掠夺，例如1757~1815年，英国仅从印度搜刮的财富就达10亿英镑之巨。受自由放任政策影响，英国城市化进程避免了政府的干预，但由于缺乏政府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城市内部规划混乱、杂乱无章，传统“城市病”也逐渐显现。
——摘编自曾宪明《城市化与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 在20世纪40年代末独立之前，印尼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全国只有7%的人口称得上为城市人口。独立之后，印尼经历了城市的快速增长，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形成了一批新的省会城市，到70年代末城市化率已达22%。80年代以来，许多与农村居民生活有关的加工业、手工业、纺织业等农村非传统产业迅速向城市集中，成为吸引和吸收农村人口就业和城市化的主要力量。但此时印尼尚无一个清楚的产业布局政策，外国资本的流入基本会选择爪哇—巴厘地区作为自己的产业基地。另外，由于无法克服交通不便等困难，人口向外岛迁移的诱因不足，广阔的外岛地区只提供了6%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与城市化相伴而来的是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人口涌入和民族分裂等社会问题。
——摘编自高强董启锦《印度尼西亚农村城市化进程、特点、问题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英国和印尼城市化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印尼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不同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原因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中世纪不仅见证了欧洲经济的转型，也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崛起，一种新的知识组织形式出现了——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基督教的怀抱中诞生，它不囿于基督教的教义传授，反而形成了求真和求善的大学精神。西欧中世纪大学从教皇或国王那里获得了包含种种特权的“特许状”，其中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最核心的内容，即大学享有自主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是具有一定自由度或独立性的高等教育教学机构。大学成为当时最具特权和声望的学术思想机构之一，为现代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与框架性的历史元素，为理解现代大学概念提供了源头性的诠释。
——摘编自孟倩《中国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材料二 18世纪后半期，人们相信，启蒙是对现有秩序的批判，并且认为通过启蒙，流行的愚蠢会被克服。在这种观点看来，有用的理论应该能先在实际事务中解决问题。大学和类似的机构要讲授的不应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应是经济学、技术学、医学和自然科学这类的学科，实际操作的知识优于口耳相传的知识。在许多大学里，像这类学科，如法国的医学和自然科学，德国和意大利的财政学，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自然法学，都得到了加强或第一次开设。无需证明的信念和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被放弃，学校越来越多地教育学生自己思考。
——摘编自赵敏《启蒙运动对18世纪欧洲大学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欧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原因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欧洲大学发展的特点及其社会背景。
材料一 由北方移民建立的政权东晋和南朝，将中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带到了南方，并给北方的非汉族政权带来示范作用。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朝仪的两位主持者，都是熟悉南朝典章制度的人物，改革的参照物也是南朝；秦朝至三国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游离于汉族政权之外。永嘉之乱后，南迁的政权为了延续统治，不断扩大开发地区和设置新的行政区，汉族政权的实际疆域进一步扩大；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和迅速繁衍，使得汉族逐渐成为南方地区的主体民族。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材料二 陕南原以种植小麦为主，移民的到来，使汉中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大米逐渐成为汉中、安康河川地带的主食，但远离汉江沿岸的很多地方仍然是米面共存或者更偏向面食。面食兼具南北，其中蒸面、热干面等具有荆楚色彩。米食除了米饭，以米制面也是一个特色，汉中著名的热米皮就是以大米粉蒸制而成，这是大米的面条化吃法。陕南山区在明清以前主要种植大麦、小麦、燕麦、荞麦和豆类，移民的到来导致苞谷和洋芋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改写了传统的五谷种植结构，其中苞谷糊汤是商州人的最爱，爱用辣椒、生姜、花椒、酿造醋、酸菜、泡菜等，汉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子，这和湖南、四川人极其相似。汉中有“三天不吃酸，腿杆打闪闪”的俗语，在西南及两湖也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弯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转转”等说法，说明汉中与巴蜀、湖湘在饮食文化上有相通之处。
——摘编自田龙过《明清移民与陕南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魏晋时期北民南迁促进民族交融的主要表现。(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陕南饮食文化的特点，分析中国古代移民潮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面商国家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等飞抵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于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由于蒋介石坚持统一军令、政令，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拒绝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主张，双方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统一。
——摘编自崇文书局《重庆谈判》
材料二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经约两周的谈判，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主要内容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中共也同意在战犯问题上，可以在和平条约中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南京政府在新政协开会，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可以继续存在。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摘编自王奔宇《张治中与北平和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重庆谈判与北平和谈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次和谈的共同作用，并谈谈你从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踏上了美洲的土地，不仅打破了世界各大陆间的隔绝状态，还使得新大陆的玉米、马铃薯、番茄、花生、橡胶、可可以及烟草等种植作物传入旧大陆。15～16世纪，玉米、马铃薯先后被带入西班牙，并在欧洲传播，最终被引入亚、非诸国，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中，土豆每到一个国家都获得一个或几个名称，如：意大利人称其为“地豆”，法国人称其为“地苹果”，美国人称其为“爱尔兰薯”，中国人称其为“洋芊”“土豆”等，马铃薯高产、易储存的特点，使其备受欧洲人推崇，爱尔兰人曾一度主种马铃薯，因此引发了马铃薯晚疫病，导致粮食大危机。
——摘编自马莉《美洲印第安物质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材料二 明清之际，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不仅改变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构成，还使边际土地得到充分利用。棉花与玉米、玉米与甘薯的间作以及小麦与玉米、水稻与甘薯的套种模式也在各地获得一定发展。西葫芦、笋瓜、辣椒等也在部分省区渐成蔬中要品、每食必备；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成了农民谋生致富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美洲作物在世界传播的原因及其特点。(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洲作物传播对明清社会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宋代文学，以民间为依托的话本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但因不容于封建社会上层，成就较小。由宋入元，话本为元杂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统治政策的改变也推动了大量文人自觉投入杂剧创作，他们既写现实生活，也写历史题材，极大地提高了杂剧的艺术水平，并开创了文人不依附于封建社会上层，而以民间文艺为依托的创作道路。至明清之际，出现了部分文人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如施耐庵、罗贯中等。他们对传统话本小说、民间艺人的演出以及民间传说，用自己的学识和文学见解，进行艺术创造，诞生了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宽仁、信义、忠信等的肯定和赞扬，对专权、狡诈、残忍、嫉妒、昏庸的厌恶和嘲弄。
——摘编自康耀斌《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新界说》
材料二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文指出：“文学革命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并提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陈独秀也随之提出要推倒属于正统诗文一脉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要建设与起于民间白话文学有关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种新文学因为引入了古所“未有之物”，开辟了古所“未有之境”，注入了古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精神”而具有现代属性，进而成就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
——摘编自於可训《从近现代文学革新看传统的转化和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以后文学发展的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文学革命爆发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1864年，在华尔“洋枪队”的启发下，李鸿章决心创办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访购设备时，因丁日昌购下“修船之器甚多，造炮之器甚少”的旗记铁厂（美资）。江南制造局也开始了其轮船修造业务。在船舶修理方面，由于其官办性质，经费的拨给与其生产效益没有关系，使得修船费用高昂，修船周期漫长，在祥生船厂、耶松船厂等外资船厂面前毫无竞争力可言。这也导致北洋水师和轮船招商局的舰船宁可入洋坞修理。最终迫使造船业务从江南机器制造局独立，成立江南船坞。
——摘编自郑英杰《从“四局二坞”浅析晚清官办船舶工业未能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江南造船所（原江南船坞），后更名为“江南造船厂”。20世纪50—60年代，江南造船厂造出我国第一艘03型潜艇（苏联技术转让）、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有困难找江南”成为了当时的俗语。改革开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江南巴拿马”型系列散货船，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品牌；液化气船更是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明星产品。在公务船领域，江南造船厂先后交付了“东方红3”号海洋综合科考船、 “雪龙2”号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等，均处国际领先水平。2018年海上阅兵中的五分之一的舰艇也出自其手。 “十三五”期间，江南造船厂还整合资源成立了江南研究院，开启了以数字造船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
——摘编自余俊伟《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到“世界船坞”——江南造船厂的过去与现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江南机器制造局成立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该局造船业务未能获得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南造船厂发展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江南造船厂从“江南机器制造局”到“世界船坞”转型的认识。
材料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晚清洋务运动所开启的，是一条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不归路，一旦开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绝不会止于清末种种改良与改革举措所规定的界限之内。其“师夷之长技”的实质是经济变革，经济的变革、发展与其迟早必然引发的政治变革与维护清王朝统治之间的矛盾，对于清廷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一道无解之题。所以，只有当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方式使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清廷统治集团才被迫以接受“优待条件”而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但辛亥革命中存在诸多弱点，对旧制度的扫除并不彻底，传统守旧的政治势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继续有待于新的时机与新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李学智《清末改良与辛亥革命后的建设：以宪法、国会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材料信息，提炼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准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
材料一 明朝的学术界“谈良知者盈天下”，士人中出现了“凭虚见而忽躬行，甚至越绳墨自恣”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一些儒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对宋明儒学的反省和批判中，积极致力于“儒学精神的重建”。例如顾宪成把关注国事、天下事放在首位，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口号，他还认为把孔孟之道说成“万世无弊”的绝对真理是错误的，任何思想在发展和传承中都会出现“失真”。他和其他东林学者力求把讲学与救世情结结合起来的学术努力，反映了晚明儒学发展的新动向。
——摘编自姜林祥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
材料二 维新人士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到对儒学经典的批判，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割裂，挖空了传统儒学的内核。他们提出后世儒家失去了“孔子真精神”与“儒教真义”，继而提出“孔教复原”即恢复“孔子真精神”。康有为鼓吹孔教本来是完美无缺的，孔子的真精神被之后的历代儒家所抛弃。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理论宣称中，各个时期的儒家经典与儒家圣贤都受到了批判，孔子成了孤军奋战的“孤家寡人”。
——摘编自李博《试论近代儒学的危机与流变（1840~1919）》
材料三 五四运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并未完全摧毁李大钊对儒学价值观的肯定。学贯中西的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自己对待儒学的独特观点，他既肯定和尊重儒学的“真理”，也对其中的“糟粕”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基于这些思考，他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儒学与西方学说相结合的主张，“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
——摘编自姚文兴《论李大钊的儒学观》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一、二、三中学者对儒学态度反映出的时代背景。(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上述材料中“儒学精神的重建”“孔教复原”“东西文明调和”的内涵，并予以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