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根据文献记载,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生卒年不详,南北朝时来华弘法,被中国禅宗尊为初祖。关于菩提达摩有很多传说,其中之一涉及到茶叶的起源:达摩为了祛除坐禅时的瞌睡,把自己的眼皮割下扔在地上,结果眼皮在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了茶树。该故事18世纪传至欧洲后,曾被英国学者塑造成茶叶起源于印度的依据。
——摘编自宋时磊《达摩的眼皮:一个茶叶起源故事的由来、传播与变异》
我们可以从各种维度考证“达摩眼皮变茶树”一事的真伪,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参照(1)完成以下提纲。(1)从人物的维度,考证菩提达摩及其生平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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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科举考试选拔范围扩大 | B.理学已经成为官方哲学 |
C.刻书行业商业意识增强 | D.活字印刷术日益普及化 |
A.为伐商制造舆论以笼络民心 | B.利用占卜欺骗民众 |
C.利用迷信手段证明商朝必亡 | D.表明伐商并非自愿 |
记载 | 出处 |
工之子恒为工 | 《国语·齐语》 |
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 《周礼·冬官考工记》 |
工匠之子,莫不继事 | 《荀子·儒效》 |
A.政府垄断了手工业的生产 | B.工匠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加强 |
C.民营手工业发展受到限制 | D.生产技术传承注重世代相袭 |
材料 记注制度是从西周开始的史官实时、连续地记载当世君主言行的制度,该制度的兴衰与史权(史官权力)强弱紧密相关。下表是中国古代四个时期史权的变化情况。
从西周末到春秋 | 周人重视“以史制君”,记注制度应运而生,春秋时期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史官特别注重“记过”——即直书当世君主过错并公之于众。这使得史权达到了此后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
从战国到秦代 | 法家思想强调君主操纵臣僚﹐臣僚无权制约君主。记注制度由此失去存在的理论基础,逐渐走向消亡。其结果是战国至秦代的史官只能“记功”不敢“记过”,史权荡然无存 |
从西汉到唐高宗朝 |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促使汉初统治集团重新承认“以史制君”的必要性。东汉章帝朝出现撰述型《起居注》,经过两晋南朝的发展演进,到北魏孝文帝朝正式重建记注制度 |
从唐高宗朝到清代 | 君主再度打击记注制度,但他们的主要方式不再是像战国秦代那样直接废除该制度,而是在形式上保留该制度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挖空了其监督君主的精神内核。史权最终蜕变为君权的附庸 |
——摘编自杨德会《中国古代史权演变考论——以记注制度变迁为中心》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史权演变的历史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不同时期中国古代史权变化的主要原因,并对这一制度的演变加以评价。
材料一 秦朝开辟了从南越(今广东、广西等地区)到中原的水陆通道,并有组织地向南越大量移民以开发南越,从而奠定了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地位。两汉时期,在秦朝开发岭南的基础上,广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巩固了作为中国古代主要外贸港口的地位。
——摘编自高惠冰《略论秦汉时期广东的初步开发》
材料二 唐朝时期,通过“广州通海夷道”的航运线,远至阿拉伯地区的商人都可从南海驶入中国,登陆点就是广州。《旧唐书》记载:“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来往广州的船舶很多,据有关史料记载,每年有四千余艘船舶,八十多万人次在广州港进行贸易,交易商品有数十种。
——摘编自陈柏坚《略论古代广州外贸的对外开放》
材料三 宋代“广州多蕃汉大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广州商人携带着“犀、象、珠、玉,走于四方”,邻近广州的江西、福建各路商人,也纷纷借“市于五羊”“数贩南海”而获得大利。
——摘编自于城《宋代广东经济概况》
材料四 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商人在宁波定海扰乱事件发生以后,清政府下令禁止外国商人到宁波、漳州和松江三海关贸易,唯独允许广州一地可以进行海外的进出口贸易,且规定由粤海关管理。
——摘编自邓开颂《论清代前中期广东对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汉时期广州成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唐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繁荣的表现以及影响。
(3)自古以来,广州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根据上述材料,论证这一观点。
A.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 B.消除西南地区割据势力 |
C.构建西南边疆防御体系 | D.适时调整基层治理手段 |
A.金文的使用不断减少 | B.华夏认同观念不断弱化 |
C.选官制度的急剧转型 | D.传统政治秩序日益瓦解 |
A.推动了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 | B.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基础 |
C.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 | D.严重激化社会阶级矛盾 |
材料一 北宋前期,为了维护扬雄的道统地位,不少士人积极为扬雄颂莽辩解。北宋中期,王安石一派积极为扬雄仕莽寻求儒家义理上的合理性解释。赵宋南渡后,由于塑造王安石乃北宋灭亡罪魁的意识形态需要,以及现实政治局面急需强化忠节观念,扬雄和冯道一起成为士人批判失节现象的标靶。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书“莽大夫扬雄死”,扬雄“莽大夫”的身份被确立下来。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既表现在对扬雄和冯道这样负面人物的否定上,也表现在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正面人物的再发掘和新诠释上。
——摘编自郭畑《从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看忠节观念的强化》
材料二 清廷“崇朱”,注重纲常伦理,“忠节”作为其中核心范畴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方志中受到高度关注。清代的安庆方志无论府志还是县志,均设有“忠节传”,且“忠节”人物数量也较明志有较大幅度增加。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传”虽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需要,但更多地让渡于凸显“忠节”主旨的要求,“忠节”事迹的书写则越来越简略。考察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忠节”篇所载“忠节”人物,基本都是反抗张献忠等部或流寇土贼,而不是对抗清政权。再如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所录61位明人竟全部是明末“忠节”者,甚至为突出明末“忠节”者,连著名人物左光斗都不再记载。
——摘编自周毅《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宋时期强化忠节观念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代方志中的“忠节”书写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