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众多海神信仰中，龙王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至隋，文献中关于龙王的记载都与佛教有关。唐以前的龙王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神，更多是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域一带，而非东部沿海地区。唐以降，文献中记载各地修建龙王庙的事情很多。龙王不仅司职降雨，而且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面临困难时可以祈祷的神。两宋时期，龙王作为“四渎之神”，更有“奠安海国”的作用。
——摘编自乔英斐《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材料二：妈祖原型是宋建隆年间出生于莆田的林氏女林默，经修道最终飞升成仙，普渡众生于苦厄之中，自飞升以来多次受到统治者的褒封和赐谕，深受民众喜爱，其保护范围不仅限于渔业和商业，甚至也涉及到政治。其神力所达范围甚广，可以从泉州地区到直隶地区，甚至于“宾丹、爪哇等国”。今日学者统计全世界妈祖庙多达2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巴西等26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妈祖信仰早已超越了海神信仰的概念，信众甚至将其视为万能的神，类似于观音。
——摘编自应南凤《从龙王到妈祖——中国海洋社会的信仰观察》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21世纪，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摘编自游红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龙王信仰形成中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广泛传播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间信仰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明洪武年间，儒家经典及有关书籍成为当时出版物中的大宗。此外，政府的法令和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明中叶之后书籍的印刷范围日益广泛，医书、日用便览、童蒙读本等日用参考书也都大量刻印出来，文学书籍的出版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超越前代。明代刻书地点分布很广，最为著名的有福建建阳、南京、苏州。明代的图书出版主要仍是雕版印刷，刻书事业的经营者仍像唐末五代以来一样，包括政府官刻和私人两种，私人又分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书籍附图，到了明代更为盛行和精妙，书坊把精美的绘画当成吸引读者购买书籍的重要手段之一。
——摘编自南炳文《明史》
材料二：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狄德罗（1713-1784)和达郎贝尔（1717-1783)的《百科全书》以其新颖观念和广泛传播冲破王政时期书业管理制度的藩篱，催生了近代出版业。在18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伦敦成了世界书籍之都；一年一度的盛大书市吸引全欧书商汇集在德国菜比锡。出版业不断推出新产品，赢得市场；出版业借助欧洲大陆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和扫盲教育的成果，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几乎全体居民，大众文化于1860年至1880年之间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出现。到了1905年，巴黎的一本书印数可达十万，而在1912年的德国火车站候车室就有书籍由售了。
——摘编自莫里耶《突飞猛进的一百年——从欧洲近代出版业的诞生到大众文化的勃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出版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出版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出版业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
材料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李顺的斗争，与南宋初年钟相、杨幺的斗争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此二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幸有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南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等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此二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合观史书记载，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借收资产阶级脧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借收所得，大赈贫穷。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摘编自张荫麟《张荫麟文集》
(1)张荫麟认为官方史书和私史对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斗争的叙述有何不同？(2)简析张荫麟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
材料 根据文献记载，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生卒年不详，南北朝时来华弘法，被中国禅宗尊为初祖。关于菩提达摩有很多传说，其中之一涉及到茶叶的起源：达摩为了祛除坐禅时的瞌睡，把自己的眼皮割下扔在地上，结果眼皮在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了茶树。该故事18世纪传至欧洲后，曾被英国学者塑造成茶叶起源于印度的依据。
——摘编自宋时磊《达摩的眼皮：一个茶叶起源故事的由来、传播与变异》
我们可以从各种维度考证“达摩眼皮变茶树”一事的真伪，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参照（1）完成以下提纲。（1）从人物的维度，考证菩提达摩及其生平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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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秦朝开辟了从南越（今广东、广西等地区）到中原的水陆通道，并有组织地向南越大量移民以开发南越，从而奠定了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地位。两汉时期，在秦朝开发岭南的基础上，广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巩固了作为中国古代主要外贸港口的地位。
——摘编自高惠冰《略论秦汉时期广东的初步开发》
材料二 唐朝时期，通过“广州通海夷道”的航运线，远至阿拉伯地区的商人都可从南海驶入中国，登陆点就是广州。《旧唐书》记载：“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来往广州的船舶很多，据有关史料记载，每年有四千余艘船舶，八十多万人次在广州港进行贸易，交易商品有数十种。
——摘编自陈柏坚《略论古代广州外贸的对外开放》
材料三 宋代“广州多蕃汉大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广州商人携带着“犀、象、珠、玉，走于四方”，邻近广州的江西、福建各路商人，也纷纷借“市于五羊”“数贩南海”而获得大利。
——摘编自于城《宋代广东经济概况》
材料四 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商人在宁波定海扰乱事件发生以后，清政府下令禁止外国商人到宁波、漳州和松江三海关贸易，唯独允许广州一地可以进行海外的进出口贸易，且规定由粤海关管理。
——摘编自邓开颂《论清代前中期广东对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汉时期广州成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唐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繁荣的表现以及影响。
(3)自古以来，广州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根据上述材料，论证这一观点。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 记注制度是从西周开始的史官实时、连续地记载当世君主言行的制度，该制度的兴衰与史权(史官权力)强弱紧密相关。下表是中国古代四个时期史权的变化情况。
| 从西周末到春秋 | 周人重视“以史制君”,记注制度应运而生,春秋时期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史官特别注重“记过”——即直书当世君主过错并公之于众。这使得史权达到了此后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
| 从战国到秦代 | 法家思想强调君主操纵臣僚﹐臣僚无权制约君主。记注制度由此失去存在的理论基础,逐渐走向消亡。其结果是战国至秦代的史官只能“记功”不敢“记过”,史权荡然无存 |
| 从西汉到唐高宗朝 |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促使汉初统治集团重新承认“以史制君”的必要性。东汉章帝朝出现撰述型《起居注》,经过两晋南朝的发展演进,到北魏孝文帝朝正式重建记注制度 |
| 从唐高宗朝到清代 | 君主再度打击记注制度,但他们的主要方式不再是像战国秦代那样直接废除该制度,而是在形式上保留该制度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挖空了其监督君主的精神内核。史权最终蜕变为君权的附庸 |
——摘编自杨德会《中国古代史权演变考论——以记注制度变迁为中心》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史权演变的历史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不同时期中国古代史权变化的主要原因，并对这一制度的演变加以评价。
材料 校勘，是指校正、审定古籍记载的正误真伪。其基本做法是利用史料对古籍记载进行相互核对，条列异同，形成校勘记。下表是今人围绕《建康实录》的校勘事例。
事例 | 《建康实录》 | 史料 | 校勘记 |
| （1）爵位 | 徐孝嗣，年八岁，袭爵枝江 | 《南齐书》“（徐孝嗣）八岁，袭爵枝江 《宋书》“枝江 | 据《宋书》，《建康实录》“县侯”记载无误；而《南齐书》“县公”当为“县侯”之误。 |
| （2）籍贯 | 刘延孙，彭城 | 《宋书》“刘延孙，彭城 《南史》“刘氏之居彭城者，分为三里”；“延孙所居 | |
| （3）任职地 | 《三国志》“遂到 | 《建康实录》“南昌”当为“南郡”之误，因《三国志》的相关记述更加完整。 |
材料一 北宋前期，为了维护扬雄的道统地位，不少士人积极为扬雄颂莽辩解。北宋中期，王安石一派积极为扬雄仕莽寻求儒家义理上的合理性解释。赵宋南渡后，由于塑造王安石乃北宋灭亡罪魁的意识形态需要，以及现实政治局面急需强化忠节观念，扬雄和冯道一起成为士人批判失节现象的标靶。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书“莽大夫扬雄死”，扬雄“莽大夫”的身份被确立下来。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既表现在对扬雄和冯道这样负面人物的否定上，也表现在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正面人物的再发掘和新诠释上。
——摘编自郭畑《从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看忠节观念的强化》
材料二 清廷“崇朱”，注重纲常伦理，“忠节”作为其中核心范畴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方志中受到高度关注。清代的安庆方志无论府志还是县志，均设有“忠节传”，且“忠节”人物数量也较明志有较大幅度增加。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传”虽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需要，但更多地让渡于凸显“忠节”主旨的要求，“忠节”事迹的书写则越来越简略。考察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忠节”篇所载“忠节”人物，基本都是反抗张献忠等部或流寇土贼，而不是对抗清政权。再如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所录61位明人竟全部是明末“忠节”者，甚至为突出明末“忠节”者，连著名人物左光斗都不再记载。
——摘编自周毅《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宋时期强化忠节观念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代方志中的“忠节”书写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明代以来，淞江地区水网淤积、水旱灾害频发，嘉定地段尤为严重，该地农民开始弃稻种棉。《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尽得其弹弓、纺车、踏机、掷梭之法”。“十田九棉”的种植结构加剧了当地缺粮的局面，百姓需“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兑米”，几经周折耗损。时任礼部尚书、嘉定人徐学谟谒见首辅张居正，积极推动漕粮折银。漕粮终得折银后，嘉定形成了一整套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体系，众多种类的布匹远销全国各地。由此涌现了大量从事棉布生产与贸易的新兴“专业市镇”。扬州府兴化县、淮安府安东县等州县也仿嘉定争取漕粮折银。
——摘编自姜云峰《环境、赋税与地方社会——明代嘉定折漕过程及效应》
材料二 都铎王朝（1485-1603）统治时期，在征税的问题上国王首先要取得议会的同意和支持。1558-1601年间议会授权的直接税总额为315万镑，用于战争的总花费为463.6万镑。1572年末至1573初，国王日常开支占税收总额38%。1689年《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的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违法”。1854年，议会制定《公共收入统一基金支出法》，规定：国内收入部、关税部的所有年度财政预算，都要提交议会。18世纪中叶在赋税用途方面，用于济贫的开支每年约为70万镑，19世纪初济贫税增长了62%。
——摘编自滕淑娜《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成明代嘉定漕粮折银的因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16世纪以来英国赋税制度的变化特点。
(3)综合以上材料，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谈谈你对赋税改革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