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伴随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原水利技术首先在汉军的军事要塞以及随后的屯田点被引入。《水经注》记述了敦煌人索劢率领酒泉、敦煌兵士千人到楼兰屯田，兴修水利的事迹：“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横断注滨河（注：筑坝断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材料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于1964年对米兰绿洲行进勘查规划中发现了米兰（西域楼兰古国）汉代水利工程遗址。自米兰河故道发现了古城堡干渠，进而追踪发现7条大型支渠，均匀地分布和控制着整个古城地区。干渠全长8.5公里，渠身一般宽10~20米，渠高3~10米。支渠总长28.4公里，渠身一般口宽3~5米，渠高2~4米。渠槽微成洼曲，小的斗、农、毛渠面积，阡陌纵横，密布于各支渠间的灌溉面积上。估计古城灌区控制面积达4.5万亩，其中曾经从事于农耕的土地约1.7万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晓云《汉代中原水利的西传与民族融合》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中原水利技术传入西域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水经注》的记载、米兰汉代水利工程遗址的史料价值。
(3)如果想证明汉代向西域传播的水利技术来自中原，而非当地的原创或传统，可以从哪些方向研究？请简要写出研究思路。（要求：研究思路紧扣研究问题进行说明，写出相应的研究措施，表达清晰）
材料 在梁启超的历史著作《读史的方法》中记载：“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再把这个目的分段细细解释，必定要先有真事实。已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此类事实，愈古愈多，譬如，做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记载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后来罗马发现很多古代的遗迹实物，然后罗马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明白。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蛮从，而且应该改正，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其多。有许多向来史家有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它，例如，诗歌的搜集，故事的采访，可因以获得许多带历史成分的材料，前人不甚注意，现在北京大学有人在那里研究了。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我们研究历史，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
——据梁启超《读史的方法》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梁启超关于研究史实的方法。(2)根据材料与所学知识，指出史料的类型有哪些并举例说明。
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从我国历史发展看，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孟就主张增殖人口、重视人口品质。《周礼•秋官》记载：“司命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后，皆书于版……献其数于王。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提倡早婚。商鞅提出了“制工分民之律”的思想，注意人口管理。西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晁错主张，要使百姓乐迁，必须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以优厚待遇。东汉末年的徐干提出了“民数周为国之本”，指出搞好人口调查是国家制订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唐代杜佑的《通典》之“户口人口论”认为，人口多少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到了宋朝，南方户口日益繁盛，苏轼主张将人口从稠密地区移向稀疏地区。
——摘编自崔乃琪，陶器《浅论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之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表
| 年代 | 初期人口（百万） | 末期人口（百万） | 年均增长人数 | 年均增长率（%） |
| 1816—1846 | 30.0 | 35.4 | 180，000 | 0.55 |
| 1846—1866* | 35.4 | 37.4 | 100，000 | 0.27 |
| 1866—1886** | 36.5 | 37.9 | 70，000 | 0.19 |
| 1886—1901 | 37.9 | 38.4 | 33，000 | 0.08 |
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的人口大国，16世纪人口已是欧洲第一位，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直名列前茅，法国人口过剩在16世纪就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法国还是农业为主的国家，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强制规定，所有子女必须平分上一代的遗产，使得法国农民开始限制生育，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土地被分得过于破碎。……19世纪法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将精力、金钱主要用于自己与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渴望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愿养育更多的子女。法国也不曾出现过可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农业革命，也未出现过工业的急剧增长，工农业均呈现缓慢、渐进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宋严萍《十九世纪法国人口的缓慢增长及原因》
材料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因此，深入探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并在落实生育支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综合发力，切实将人口规模巨大转化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劲动力，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摘编自王军《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及其人口发展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人口思想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法国人口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人口治理的认识。
作物起源是一个世界性、多学科的话题，但目前多见于历史文化圈。植物学、考古学、遗传学界的作物起源研究已非常透彻。判断植物起源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确凿古文献记载；第二、有该栽培植物的野生种被发现；第三、有考古发掘证明。史学工作者多从文献角度出发是很片面的，很多同名异物与同物异名情况，很多文本在流传过程中都存在后人串入现象，所以需要先审慎对待辨析文献史料。更为可靠的是考古学家们的工作，以玉米为例，洛根·基斯特勒等人研究表明：大约从9000年前开始，人类开始驯化墨西哥类蜀黍。上个世纪，有人持玉米起源中国的观点，本世纪该观点不攻自破，这些谬论存在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研究者没有作充分的学术回顾，不了解当前学界研究最新、权威论述，还是把一些早已过时的文章作为自我立论的凭依。
——摘编自《世界物种交流》
根据上述材料，概括部分史学工作者在物种起源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从“史料实证”的角度并结合中国原始农耕说明其问题存在的原因。材料一 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他们只是卓越的水手，并不拥有巨额的资财，单凭其个人力量是无法承担航海开支和组建船队的。在他们的首次航行中，葡萄牙国王给达·伽马提供了四艘帆船，西班牙国王给哥伦布提供了三艘帆船，给麦哲伦提供了五艘帆船。西班牙国王答应哥伦布享有新大陆1/10的收入，允许麦哲伦船队拥有所发现的岛屿和大陆收入的1/20，后又增加至1/15。早在1419年，葡萄牙的亨利五世就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地理研究院，像迪亚士、麦哲伦、达·伽马、哥伦布等一批优秀的航海家都曾先后在这里学习过，亨利王子亲自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海外航行。
——摘编自张黎夫、张大春《对西、葡开辟新航路的再认识》
材料二 从马尼拉开往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除少数年份外，都可以称之为“丝船”，因为船中载运的货物中，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每艘船仅丝织品至少有10万匹，多的可达40万匹。直至18世纪末，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等商品就占了63%。随着“大帆船贸易”航线的开辟，许多拉丁美洲的农作物品种，沿着这一条航线先传到菲律宾群岛，然后又由中国福建商人传入福建乃至全中国。据估计，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移居拉丁美洲的马尼拉华人有五六千人。据记载，早在16世纪，墨西哥城和阿卡普尔科就已出现了“唐人街”或“唐人城”。
——摘编自廖大珂《漳州月港与大帆船贸易》
(1)根据材料一、概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支持新航路探索者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达·伽马、哥伦布在“新航路探索”中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帆船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近代西人书写中国史相比，中国人书写“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世界史”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 北魏末年，战火频仍，自然灾害不断，百姓颠沛流离、贾思勰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实践，并结合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完成巨著《齐民要术》，以实现他“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宏愿。据统计，全书援引古代典籍157种，农谚最少45首；卷十记载当时167种可食植物，其中生长在黄河流域的62种、江南地域的105种。贾氏根据天象运行规律提出“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的主张：对氾胜之“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的说法予以否定。他重视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并提出“土地之异”“习以性成”的科学论断；对于救荒提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如稗“宜种之.备凶年”。《齐民要术》将历代先进生产技术按体例分类载入书中，在当时是最全面最系统化的一部农业百种全书。
——摘编自李兴军《不齐民要术>农学思想主体精神及其文化溯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贾思勰创作《齐民要术》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贾思勰创作《齐民要术》体现出的精神品质。
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李济的学术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考古学对史学研究的价值。
材料一 对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以及对我国古代碑碣刻石的收集、著录与研究，称作金石学。这一专门之学创建于宋，在宋朝之前，历史上虽然也有关于前人对金石文献进行研究的记载，不过，前人在这方面的工作毕竟是一鳞半爪，并不成系统，因而也就不能称其为“学”。……金石学发展至清代，呈现出复兴进而繁荣的景象。随着金石学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范围的不断扩大，在金石学自身渐趋科学的同时，也带动和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金石文献脱离附庸于史部目录类的地位而独立成为史部的一个子目，且再细分子目……此外，随着金石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新史料意识全面觉醒，学者们在利用金石证史方法研究历史的同时又对这一方法进行思考和总结，上升至理论的高度已指日可待。
——据崔文印《宋代的金石学》、王雪玲《论清代金石学的学术自觉与理论价值》整编
材料二 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辉煌发展和总结时期，到晚清，由于西洋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家贫穷落后的精神刺激，促使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总结、反思，由经学的汉、宋之争，进而展开今、古文经之争，进而展开更广泛的诸子研究……科举制度的废除，表明即使在官方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也已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三大考古发现的真谛被逐渐揭示出来，金石学有可能因其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对象深化而步入近代考古学。晚清社会是一个“千古未有之奇变”的社会，学术思想因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旧史学向新史学演进，金石学向考古学演进，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刘毅《从金石学到考古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金石学在宋代成为专门之学的原因，概况金石学在清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金石学向考古学演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