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 中国是礼仪之邦，传统的相见礼为疏拜礼，拜神佛、天地、君主、上级、父母长辈等均用此礼，这种旧礼制浸透了封建等级观念和伦理规范。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对旧礼制进行改革。当时铁路沿线地区不少县志上都有记载：“民国以来，相见均行脱帽鞠躬礼，而长揖、请安之俗遂废”。随着铁路的延伸，西式婚礼不仅在上海、广州等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的城市中推广，铁路沿线的乡镇及农村，推行文明婚礼的也逐渐增多。如南满铁路线上的铁岭县，“近年又多行文明式结婚。延里中之长者为证婚人，设礼慕于堂，并设证婚人、介绍人、男女主婚人及男女来宾位次……证婚人展读证书，为之（新婚夫妇）交换饰物，新郎新妇行相见礼，随盖章，证婚人等依次盖章，作乐，唱歌，礼成”。在婚俗方面，沪宁铁路“路局中人为了人情味和生意眼”，率先推出“蜜月车”，把车厢“装饰得花团锦簇”，并尽量为新婚夫妇提供方便。
——摘编自张之敏《中国近代铁路发展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发生的变化，并简要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变化的意义。
材料一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建立兴中会，与会的有刘祥、何宽等华侨20多人。同盟会成立后，海外侨居地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如雨后春笋，其中新加坡和槟榔屿同盟会影响最大。据新加坡同盟会负责人张永福记载，当地华侨得知国内要举行黄花岗起义，每十天左右开一次会，进行筹款，到起义爆发时捐献3万多元。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新马华侨组织演说团、戏剧团，创办报纸，宣传革命，约2000名华侨直接回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少华侨万里迢迢回国参政，在各级革命政府中任职。
材料二 随着日本侵略加剧，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联合团体。1936年10月新加坡华侨召开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确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从自身做起，促成国内各实力派之联合，最终实现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1939年6月印尼华侨梁添成离开新婚妻子架机保卫陪都重庆而血溅长空。抗战期间，华侨的捐献活动遍布世界各地，大量侨汇成为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以陈嘉庚等人为代表的侨胞还在大西南积极投资工矿、垦殖、医药等产业。在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抗日的决心及恳请各国援助，获得很好的回响。
-摘编自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华侨支持祖国民主革命的活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华侨在抗战期间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 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量地而立国，计利而蓄民，度人力而授事……利足以生民。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
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摘编整理自《荀子》
材料二 《国语》记载：“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音zi，古代供祭祀的谷物）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人口）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财物增长）于是乎始，敦庬纯固（强大国力，庬，音mang）于是乎成”。农家学派强调抓住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要素，即人力、气候、土壤和地形。为此他们经常劝告统治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得时之稼，其臭（音xiu）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位变强，凶气不入，身无苛殃”。
——摘编自唐任伍、孟娜《先秦农家学派的民生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荀子的重农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农业地位和民生角度分析先秦时期重视农业的理由。
材料 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记载。至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中亚地区就与中亚诸古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开始了由国家倡导并有效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友好和平交流。 自此，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与交往在两千余年间延绵不断，尤其是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各个历史时期友好交往的史实都有文献或考古资料的依据。通过丝绸之路，中亚地区的葡萄、石榴、良马、珍禽传入中国，还有制糖技术、琉璃技术等也经中亚传至中国。而中国的冶铁技术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传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8世纪之后，造纸术、雕版印刷术等技术被带到中亚，并由此传至西亚和欧洲地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与发展。
——摘编自许尔才《略论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等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意义。
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地方志的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编纂地方志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 宋初，由朝廷临时任命主考官，改变知贡举一般多由礼部侍郎出任的做法，称权知贡举，为了分割其权，后又增设权同知贡举若干名，以后成为制度。宋太祖时，知贡举官虽然并不固定人选，但每当朝廷任命之后，并没有立即隔离，他们在主持考试之前仍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请托或授受贿赂，因而往往发生徇私舞弊的现象，甚至引起落第士人的诉讼。据《宋史·选举志三》记载：“初立四门学，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岁一试补。差一学官锁宿，弥封校其艺，疏名上闻而后给牒。”此举得到太宗皇帝的赞赏，“后遂为定制”。宋真宗时两次下诏，重申这项制度。为了加强对主考官的监督，又进一步规定，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得与知贡举一例锁宿。锁宿制度规定：各级主考官员一经受命，立即和外界隔离，就是家人也一律不得见面，直到考试结束。其锁宿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若事情没有办完，就适当延长。
——摘编自崔勇、丁建军《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实行锁宿制度的原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实行锁宿制度的影响。
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仲军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军事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臣朝参制度，亦称“朝会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议事制度之一。《周礼·秋官·朝士》记录了天子的“三朝”之制，即进行朝参的地点有三个，但对“三朝”的具体位置、朝参的内容和时间以及朝参的官员范围等均无详细说明。汉初，汉高祖一度将秦代繁缛的朝参“仪法”全部废除，出现了“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不久，高祖开始按儒生制定的“仪法”接受百官朝贺。《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朝贺礼仪和“五日一听事”之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根据唐代文献资料可知，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大体分为外朝听政、朔望朝参和常朝等三种不同形式，并不断发展变化。
——摘编自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
材料二 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因同教皇卜尼法八世发生冲突，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三个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代表），这标志着法国历史进入等级君主制阶段。三级会议开始只是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它的职能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三级会议也不是常设机构，是应国王要求召开的，由国王决定开会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和选举方式。国王吸收三个等级的人士加入到国家决策里来，使国王决策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三级会议在某些时刻也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比如太子查理在1357年11月到1358年2月就被迫同意以下条件：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召开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三级会议有权任命国王的顾问；等等。
——摘编自吕俊《三级会议与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和中世纪后期法国等级君主制的共同影响，并指出二者的内在差异。
材料一
关于自画像，《后汉书》中就有相关记载，但遗留下来的画迹极少。现存最早的自画像则是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此画是以描绘具体事件为主的群像画。元代赵孟頫《自写小像图页》通过环境来烘托气氛表达主观感受的做法，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明代波臣派曾鲸在继承粉彩染传统技法的同时，汲取西洋画的某些手法，形成立体感强的独特画法。大多数画家的立意构思都将“我”的因素融进大自然，用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和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不无关系。
——摘编自刘爽《中国自画像的演变》等
材料二
中国古代女性在画作中对自我的表达极其有限，其写真附着于男权话语的审美观念，处于“被观看”的境遇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各地纷纷开办女校，中国第一批接受现代美术科班教育的女性诞生。民国时期学习西洋美术，训练学生人物写生，自画像成为了当时女性表达自我、书写个人精神的一种图式。在近代女画家谱系中，郁风是以女杰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郁风是三四十年代活跃于抗战救亡宣传战线上的战士，其自画像《风》通过对面部表情的细致刻画使人物富有冲击力和紧张感，表达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画家本人所蕴含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
——摘编自彭哲敏《近代中国女性自画像的形象建构与自我书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自画像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女性自画像的变化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