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正式对西域展开军事行动是贞观十四年，《唐会要》记载：“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马四千三百匹。……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谏曰……上不从，以其地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山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宣布建立的同一个月，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见到了当月的《西州高昌县李石柱等牒上当户手实》，最后一行文字是“贞观十四年九月日户主李石住牒”。《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其自首以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
——摘编自孟宪实《北庭与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
材料二 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基本继承了波斯的传统，实行行省管理体制。但对不同地区的风俗和文化大体上采取实用的尊重态度。在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宣布给予希腊人自由，到埃及后，他成了阿蒙神的儿子，到波斯后，他采用波斯礼仪，变成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继承人。到他去世时，尽管努力采取措施巩固统治，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框架，但亚历山大帝国作为一个拼盘的基本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此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随着共主的失去，也立刻瓦解。
——晏绍祥、赵轶欧《如何理解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元与交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统治和管理西域地区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措施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近代西人书写中国史相比，中国人书写“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世界史”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李济的学术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考古学对史学研究的价值。
材料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共产党的苏区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1936年6月至10月），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包括毛泽东人生故事在内的大量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不拘谨。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新修本
材料二：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此书先后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1938年2月，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的缘故，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简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红星照耀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红星照耀中国》的积极意义。
材料 先秦时期，在《周礼》中就有关于“夫、家之征”的“人头税”的记载。秦汉时期，人头税制度的内涵愈加丰富，其实施措施也更加具体。唐代两税法的实施使得按照人丁课税的人头税变为按照资产课税的货币人头税。宋代承袭了五代十国的人头税。“拨钉钱”“渠伊钱”等杂苛已不多见，在宋金与辽国大战之中，仅对该出力役的人征收“免夫钱”，王安石变法让徭役成为货真价实的货币人头税。清代“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彻底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制度，使无地农民的税收负担得以减轻，削弱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并没有让人民负担的差役完全消失。
——摘编自罗柳依《中国古代人头税制度变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人头税制度演变的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废除人头税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郑和七下印度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政治上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经济上贸易资源互通有无，文化上多元文化认同交融。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着永乐皇帝的代表郑和向佛祖、毗湿奴和真主阿拉贡献布施的史实，是明朝人对于印度洋多元文化共生兼容认识的最好例证。中国通过走在世界前列的先进航海技术，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印度洋海上跨国网络的建立，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活跃发展，开创了印度洋区域各国跨文明对话与合作发展的新局面和国际新秩序。
——摘编自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
材料二 新航路密切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是人类文明的交流之路。新航路开辟之前，人类文明尚未超出地域发展，不同地区文明之间交流很少，相互影响小。新航路开辟打破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绝状态，加速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人类历史由原来的孤立走向日益的联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此后，世界各地区之间，不仅有经济的往来，还有文明的交流。就以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例，四大发明问世后，逐渐走向了世界，对改造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航路的开辟加强了欧洲同亚洲、美洲及非洲等地的联系，逐渐结束了世界各地相互孤立的状态。各地文明发生接触和碰撞，开始汇合与交融，日益连成一个整体。可见，新航路开辟在促进世界各地长期交流的同时，也敲响了欧洲中世纪的丧钟。
——摘编自王蕊《浅谈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郑和下西洋和新航路开辟影响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郑和下西洋和新航路开辟影响不同的原因。
(3)根据材料，从郑和下西洋和新航路开辟，你能得出哪些启示。
材料 公元前403年，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居然被周天子命为诸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现代的视角来看，“三家分晋”是春秋时期社会大转型的结果，韩、赵、魏三家分立后，为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司马光指出：“先是，大夫专国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礼之纪纲尽矣。”《资治通鉴》以此为史事评价的准绳，批判三家卿大夫的僭越行为。司马光记载“三家分晋”，其深意为引出对“天子之职”的规谏，系统阐述“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礼之大节”在于君臣之位不可乱，而维护君臣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名器。司马光认为，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专权已久，却不敢擅自逾越君臣秩序而自立为国；周天子却升其为诸侯，实乃自坏长城。
——摘编自刘江《司马光写“三家分晋”的深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司马光对“三家分晋”的态度及司马光有这种态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历史事件评价的因素。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材料一 《汉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而十五税一”。《隋书·食货志》记载“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税。”开皇十年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也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清王朝在开国初期采取与民休息和减轻赋役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些减免措施，既反映了统治者对发展农业的重视，也反映了历代王朝的赋税收入对农业的依赖性。
——摘编自石妍妍等《中国古代农业赋税减免政策初探》
材料二 “摊丁入亩”制度使土地与丁役银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农村范围而言，田多者多出役银，田少者少出役银，没田者不出役银，人们的役银负担在总体上相对均衡……同时“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也使纳地丁银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力差，即不需要亲自服役，避免贻误农业生产。把丁役银平均摊入土地以后，各地役银收入不仅没有从前的缺额之虞，而且还往往有溢额出现。
——摘编自李三谋《清代摊丁入亩制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封建王朝建立初期农业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评价清朝的赋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