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各国的大学先后设立历史学讲座，延请名师讲学，西方史学开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意大利历史学家布鲁尼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用意大利方言为但丁和彼特拉克撰写传记。德意志史学领域中的斗争极为激烈，新教的历史学家称罗马教廷为“魔鬼的巢穴”，而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则称马丁·路德为离经叛道的“狂僧”。西班牙卡萨斯写的《西印度群岛的毁灭》记述了西班牙对西印度群岛的征服。法国波丹发表的《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方法论。英国培根写下《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并说“历史使人明智”。

——摘编自郭圣铭《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

材料二   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在变与不变中不断演化前行。1940年前后，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把中国近代史解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过程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1988年，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认为“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在短短20余年时间内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运用的解释体系。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被史学界推上了历史现场，其研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都是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领域的具体史学流派。

——摘编自陈廷湘《中国近代更解释体系的演变与趋向》

材料一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二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靳浩辉《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辩》

材料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17日，并更好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早日承认将是得策的”。1923年，提出“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

——摘编自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

——摘编自金灿荣、刘冰若《中国外交的特点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