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秦汉开始，中国逐渐形成天下共同体的观念。在古代，天下乃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反映了儒家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华夏与蛮夷的界限是模糊的、相对的，所需辨认的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但是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中国社会政治危机与道德、信仰危机先后发生，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诞生了，这就是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材料二 现如今，虽然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前，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打破资本逻辑为全球化秩序所戴上的陈旧桎梏。……与过去两百年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资本化有所不同，新时代全球化意味着彼此之间突破固有屏障、日益展开密切的全方位交流。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人类的普遍交往呈现出“零距离”“零时空”的态势。

——摘编自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材料一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引发了中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流。中国儒家哲学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武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 1792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借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清廷。然而，在觐见乾隆帝礼仪的问题上与清方产生分歧，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最终双方达成折中意见，改行免冠屈一膝之礼。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妄自骄矜”“无福承受恩典”十分不悦，当觐见完毕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通商口岸的诸项要求时，概予严词拒绝。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20世纪初，由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使得民族自决的思想得以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认可，正如有人所说：“一战时，曾经是限于欧洲的民族自决原则被宣称为普遍原则的时机，以1917年激进的革命形式——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自由’的形式为代表。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对此，时任美国国务卿兰辛讲道：“总统关于自决权的宣言，会在许多地区引起麻烦。”在俄国革命刚刚成功的1917年11月，列宁起草公布了《和平法令》：主张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一主张成为亚非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蔡珊珊《列宁与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比较》

材料二   1947年，英国承认它的印度次大陆殖民地独立……不过，独立最终导致两个对立国家的出现，即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在随后几十年，它们之间爆发了三次重大战争。……1945年到1970年间，70多个新国家从帝国崩溃中诞生。……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国界，是由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而不是根据当地居民的习惯和传统划定。对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言，这些边界通常很不合理……1967年到1970年间，尼日利亚陷入内战……在许多前殖民地，帝国主义的强制性统治似乎被市场微妙的强制取代。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发现，它们自己在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挣扎（机会渺茫），因为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似乎掌控一切。以往的殖民政府很少花心思平衡地发展殖民地经济……往往忽略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和医疗卫生。事实证明，对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而言，寻找专家、资本、市场以及快速而均衡的工业化所需要的政策，是一项巨大挑战。

——摘编自【美】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著《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

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来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孔子将“仁”看做道德的最高准期，他希塑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速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期望恢复西周的礼乐政治。

——摘编自张机《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天文、历法、物理等应用科学技术。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等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精通天文历法、炮术等知识，而这又是崇祯、康熙等皇帝所赏识并需要的。与此同时，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不仅推动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典籍。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西学东渐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但它代表中西两种文化已开始了碰撞。

——摘编自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

材料三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材料   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人（今河南南阳），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张仲景指出：“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反对墨守陈规，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千余年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推崇，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在其著作中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所以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日本医学家则尊之为先师。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